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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量生产式的教育简直就没有一点人味 　　在中国，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障碍首先来自于班级人数处于一种失控状态。国家法定的班级人数，小学每班30~35人左右，初高中每班在40~45人。由于教育资源分布的严重不平衡，办学条件的地区及校际差异十分明显，加上强烈的升学动机的驱使，择校择班的现象没办法根除。校分重点校，班分重点班，只要落上重点二字，就必定人满为患。一些升学率高的重点校，为了创收，无限制地招收高价生和议价生，其结果就是学生人数极度膨胀，教室教师等教学资源严重短缺，七八十个人挤在只能容纳四五十人的一个班，是很普遍的现象。有的班级，甚至超过90乃至100人。特别是时下国家为了扩大大学教育的市场，扩大了高中教学规模，班级　的大班化趋势更为普遍，且愈演愈烈。 　　七八十甚至100人挤在一个教室，恰像中国人口爆炸的一个缩影，让人想起拥挤得要踩死人的车站和码头。人口过分密集，服务人员紧缺，只能配以高音喇叭和带警棍枪械的防暴警察维持秩序，作为一个乘客，他得到的人的服务和人的待遇越来越少。他听到的是广播里播出来的乘车指令，询问室的玻璃钢窗后面传出来的千篇一律的回答和职业化了的笑容。他是一个异乡的流浪者，没有人能知道他的心事，他的需要，他在旅途上的快乐、疲顿或悲伤。中国的车站社会诞生了雷锋式的英雄，他给你倒茶水，打扫卫生，陪你说话，在风雨交加的异乡街头送你去找亲戚，总之，一个保家卫国的军人，去干了一个本该火车上的乘务员干的工作。雷锋的精神固然可嘉，可是，为什么本该乘务员坚守的职业道德，偏偏要落到一个不是乘务员的军人身上，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问一下，乘务员们干什么去了呢？雷锋是一个把人的关系拉近的英雄，他因履行了一些普通的义务而成为英雄。而他越是英雄，越是映现出那些服务行业中人对于交流的麻木和无知。 　　在一个七八十人的课堂上，一个中国教师兼有车站社会的高音喇叭和维持秩序的军警的功能。设若一节45分钟的课堂，一个45人的教学班，他跟学生的直接接触的时间，平均每人只能分配一分钟，所以严格说来，他除了教授公共知识，除了发出一些指令性的信号，几乎不可能与学生有单独的接触和私人化的交流。而教师如果仅仅把课堂上的时间集中在少数学生身上，势必使其他众多的学生冷落一旁，造成教学的偏心和不民主。无论一个多么民主的教师，他都不能克服现代班级制度的这种先天性的缺陷，而仅仅通过课堂顾及到每一个教学对象，对每一个学生因材施教。当班级人数上升到七八十人的时候，课堂与会场差不了多少，教师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语言势必更加的客观化、一致化和单向化，与学生的个人化交流的可能趋近于零。这样，现代班级制度的弊端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学生接触到的，仅仅是一些“你应该这样，不应该那样”的知识性教导，以及关于这些知识的声音，就跟一个乘车的人从喇叭里获得乘车信息一样，只不过这个喇叭还附带有校纪校规赋予的权威，他身上作为人的痕迹似乎就剩下了一张不停开合的嘴巴。 　　班级人数的增加，还意味着教师课后与学生的私人接触的减少。如上所述，由于现代班级制度的先天性的缺陷，一个教师对学生的教育，在课堂上还远远不能完成，因为课堂上完成的，仅仅是共性的教育，作为学生个性化的东西，在课堂上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远远不能反映出来。比如某校组织学生看电影《白毛女》，原要对学生进行旧社会黑暗新社会光明的教育，但在讨论时，有学生发言道，黄世人不是什么恶霸，杨白劳借了他的钱就该还，他向杨讨债没有什么不对。这就是学生的个性化的思想，他本应该有权利将这种思想表达出来，我们的教育也应该有义务发现并鼓励学生的这种创造性。但不幸的是，课堂往往限制了这种表达和发现，课后如果一个教师与学生不能接触，学生的创造性就很可能永远被埋没。许多天才，在学校教育中都曾经遭遇过此类不幸。爱因斯坦在卢伊特波尔中学上学的时候，他的老师就说不喜欢爱因斯坦这样的学生来上课，因为他老是坐在最后一排微笑，这严重挫伤了老师希望在课堂上得到尊重的感觉。假如设想，这位老师能与这位未来的大师有些私人接触，就很可能不至于对爱因斯坦有这么严重的误解。 　　每个受教育者身上，一定都有各自与众不同的宝藏。它们大多不是藏在考试分数里，也不显露在为了考试分数和公共知识而展开的课堂教学中，而是藏在他们的愿望、憧憬甚至失望和悲伤之中，藏在他们看似反常的个人行为和心理之中。我们的教育只培养学生的共性，而用共性去挤掉学生的个性。共性教育把师生关系物性化和工具化，把“于老师”变为笼统的语文老师，把一个活生生的无限丰富的航鹰变为一个拥有分数的抽象学号。师生关系是技术的关系和分数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人的关系。这种物化了的关系和交流渠道的壅塞，显然在班级扩大之后变得更加严重。 　　一个学生即使没有老师，他也可以有很多的获取渠道。特别是现代传媒的进步，教师不再是知识的唯一载体，他知道的，书籍、互联网、报刊杂志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