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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苇：克尔凯戈尔的思想 　　如果我们怀有体系性地把握克尔凯戈尔思想的企图的话，这种努力肯定是勉强的，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一位以最激进态度反体系的非理性思想家，任何企图将其思想逻辑化的努力都有缘木求鱼的滑稽感。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他立场漂移，思想杂乱。 　　实际上，正由于克尔凯戈尔立场之坚定、态度之彻底和主题之鲜明，他才在近现代思想史赢得现在的地位。 　　由于当代中国学术界语境的关系，以前我们论及克尔凯戈尔时，多半强调其思想对于现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的产生——的意义，将其全部思想纳入哲学史的范畴，甚至千方百计地将克尔凯戈尔之言路理性化和逻辑化。当然，我们不能说，以前的理解向度完全不成立，克氏在哲学史上的地位毋庸多说，正是他的诸多命题和论断把哲学从近代带入了现代；而且就同为人类终极关怀的思想而言，宗教的问题和哲学的问题确实相互交叉，相互发明。例如，当黑格尔的哲学演绎至上帝时，他的思路也就进入了神学领域。但是需要指出的是，鉴于克尔凯戈尔的一生是作为宗教思想家的一生，我们必须考虑哲学视野的盲点遮蔽其宗教立场的问题。 　　的存在状态已经告诉我们，理解其思想的真正入口不在哲学，而在他全身心投入的基督教信仰。 　　克尔凯戈尔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当这位思想家第一次怀着对德国理性主义彻底失望和怀疑从柏林回到哥本哈根时，他的行李箱里已经放着其《或此或彼》的手稿。作为克氏的第一部正式发表的著作，《或此或彼》是其个体心灵史的真正开端；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克尔凯戈尔开始提出其著名的人生三阶段理论。其实，《或此或彼》实际上只以美学同伦理－宗教相区别，而将宗教阶段同伦理阶段作根本区别则是在《恐惧与颤栗》和《生活道路诸阶段》中完成的工作。 　　如果回想起克尔凯戈尔在1841年写的硕士论文《讽刺的概念》，我们便能充分地理解克尔凯戈尔何以辩证的方法来探讨神学问题；在这篇作者本人评价颇低的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主义对作者明显的影响，特别是在“讽刺是无限的否定性”命题中对黑格尔否定观及历史哲学的某些继承。但是，也正是在这篇论文中，在否定的共同趣味之下却已经暴露了他们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那就是克尔凯戈尔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黑格尔对哲学和神学的体系化倾向，而且以强调主体在否定之中的抉择自由来反对黑格尔所主张的差异之辩证同一。可以说，辩证法，黑格尔以之为其思想之体，而克尔凯戈尔则以之为苏格拉底“接生术”式的用。因此，当克尔凯戈尔独自上路时，他的辩证法显然只能是同黑格尔思辨体系相对抗的存在辩证法。区别于“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那样具有前进性和必然性的理性辩证，克尔凯戈尔的生存辩证法运动于美学、伦理和宗教三大生存领域，但是作为个体生存的可能性，这三种生存向度始终向个体敞开着，境界有所不同，却并不意味着宗教阶段是前两个阶段的逻辑必然。实际上，从生存的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人所面临的始终是“非此即彼”的跳跃。 　　通过美学情绪的分析，克尔凯戈尔为我们找到了美学生存的三种典型：肉欲的唐·璜、怀疑的浮士德以及绝望的亚哈随鲁。克尔凯戈尔对美学生存的定位也就是对整个浪漫主义的定位；根据他的分析，美学态度的根本缺陷是缺乏对生存的真正的参预，例如唐·璜就是只委身于自己肉欲而不委身于任何女子的骗子，最终免不了绝望地成为自己追求的牺牲品。鉴于“美学”一词来自希腊语之感觉或知觉，同理论和剧院同根，克氏对浪漫主义的批判自然而然地波及自柏拉图以降的西方形而上学即理智的“美学家”，因为当浮士德－黑格尔式的形而上学者企图超越时空而中立和旁观地反思生存和真理时，其所作所为就相当于在剧院欣赏戏剧而已，其结论也就限于“有趣”或“乏味”之类。 　　美学的生存态度是片面的，终将崩溃，因而绝望存在于美学生存的每一阶段。 　　亚哈随鲁，传说中的犹太流浪者，是一位彻底绝望的最后美学者。“没有他可以渴望的过去，因为他的过去没有到来，没有他可以希冀的未来，因为他的未来已成过去”；在他的身上，克尔凯戈尔洞察到美学阶段向伦理阶段跳跃的可能和需要，因为绝望是辩证的，它在彻底阻断主体外在可能的同时促使主体意识到美学生活的内在矛盾性，从而打开主体进行或此或彼选择的可能。“要么是凯撒，要么什么都不是”。在《致死的疾病》中，克尔凯戈尔指出，绝望是美学者致死的疾病，但是当绝望呈现于每一个瞬间时，拯救的可能性也将在每一个瞬间向人开放。 　　“若是一个人能对自己绝望，他必然也感到有一个自我；也正是他所以绝望——不是对俗世或某些世事，而是对他自己绝望，而且他现在更清楚地感到绝望是什么；因为绝望正是由于丧失了永恒和自我。”为了本真地获得永恒和自我，“你自己去选择吧”，这个命令标志着美学者向更高的伦理阶段的跳跃；这个跳跃需要铁一般的意志，在赌徒般地终身一跃中，将其全部的生命投入未知领域的深处。亚哈随鲁犹豫不决，虽然没有被欲望的满足或反思的梦幻所蒙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