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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改革如何稳妥推进 　　高考改革的全局性、复杂性，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挑战，但是我们要“咬定青山不放松”，只要方向是对的，就一定要保持定力，每向前走一步，就可以为中小学素质教育、高校人才选拔和招录创造一个更好更大的空间。 　　现在的高考改革目标和路径都已明确，需要教育人坚定信念，有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勇气和担当。改革不可一蹴而就，需要我们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去破解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记者：过去三年，新高考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头等大事。上海、浙江作为首批试点省市，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 　　倪闽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整体部署下，上海从2014年推进高考综合改革，逐渐建立了“两依据、一参考”的高考改革制度，在教、考、招三方面都形成了系列性的制度。 　　在学校教育方面，上海新高考制度给予孩子们更多选择权。走班制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上海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开始实行“走班制”。同时，综合素质评价得以实施并形成较大影响力，全市超过94%的学校有学生生涯规划课程。 　　在考试方面尤其是英语科目有很大突破，不仅实行一年两考制度，而且突破了“哑巴英语”的考试方式，通过人机对话来更为精准地测评英语听说能力。 　　在招生方面，上海取消了一本、二本录取批次的划分，将二者合并。这一做法，对高校特色办学会产生很好的导向。同时，以学科组平行志愿的方式招生，给了孩子们更大的选择权。 　　从这次高考改革整体反响看，老百姓和考生们是有获得感的。 　　韩平：2014年，浙江省根据国务院要求，坚持三个方面：一是育人为本，二是科学选才，三是确保公平。经过三年实践，最大成就就是初步推进了从育分到育人的转变。具体而言有四个方面： 　　一是设计了多元升学通道。这些通道有四类，即传统的统一考试招生、高职提前招生、高校自主考试招生、“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这四种通道大大丰富了每一名学生的选择，对于育人公平与高校科学选择都大有裨益。 　　二是改变了“一考定终身”制度。在浙江高考综合改革方案中，外语科目和其他选考科目均有两次考试机会，考生可选取两次考试成绩中的一次成绩作为高考成绩。这一做法，增加了考试的组织管理难度，也对高中的教学安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对学生来说，心理压力比原先大大减少。通过第三方机构的调查，对于两次考试机会的设计，教师的满意度达到了72%，而学生的满意度更高，达到了%。 　　三是增加了学生选择权。浙江的选考科目采取“7选3”模式。这一模式使得考试时间可选、高校选拔的专业可选，再加上升学通道可选，学生选择权大有改善。传统的文理分科的选法，在我省2014级的学生中，实际占比都不到22%。 　　四是推进了“两依据、一参考”落地。国务院文件中提到了“两依据、一参考”，也就是说，高校已经在采取多要素量化合成的招录模式，即综合统一考试成绩与高校自主综合测评成绩以及学生在高中阶段的学业考试成绩和表现来进行招录。这一模式，改变了原先只看分、不看人的情况。 　　记者：在首轮改革过程中，曾不时出现质疑声，实际上是对新高考改革的一种集体焦虑。上海、浙江两地是如何用实绩来回应的？ 　　倪闽景：高考改革非常复杂，是一个系统性的过程。如果从局部出发，它肯定有一些问题，但站在全局考虑，对一些不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说，认识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 　　实际上，上海这次新高考改革接受了按照国际标准方式进行的一些评估，包括第三方评估、教育部委派专家进行的专项评估和媒体独立评估。从三个方面的评估结果看，各方对上海这次高考改革的总体情况还是比较肯定的。 　　韩平：高考改革是一项重大改革，有争议、有反对都是正常的。新高考改革是具有颠覆性的，它推动基础教育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与新课程改革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是一脉相承的。但真正要做到这一点，当前的教育教学不改，是很难实现的。高考改革就是要发挥这个引领的作用。 　　现在，浙江和上海的学生“一生一课表”，打破了原来的行政班模式。从“学生不动老师动”到现在“老师不动学生动”，这是实行走班制带来的变化。而这样的变化，教育系统内外都很难适应，自然会有议论和质疑。全社会都接受这一新常态是需要时间的，更需要用高考改革的成效来证明改革方向及其逻辑的正确性。 　　现在回看这轮高考改革，可谓圆满收官。招生录取工作呈现“两高一低”的态势，即投档率高、匹配度高、退档率低，说明得到了老百姓认可。 　　借鉴试点经验，啃下“硬骨头” 　　记者：2018年新高考改革将全面铺开，不少省份进入试点，上海和浙江两地在改革探索的实践中，有哪些可以和其他省份分享的经验？ 　　倪闽景：从上海角度来看，第一条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四个意识、坚持群众观念。这是改革成功政治方面的保证。第二条是上海的主政者们高度重视这项改革。改革的每一个重要环节，都是在主要领导的关心和推进下实施的。第三条是顶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