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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该如何与印度交往？ 　　在国际关系史上，中印两国的关系可以说是打交道的历史最长、友谊最深、影响最大。如今，国际地平线上已经出现印度和中国两大巨人的远景，在新形势下，怎样与对方打交道，彼此间都在急切探索。 　　印度于1947年独立，1950年正式建立“印度共和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时间相差无几。中印两国有2000多年来的交往历史。1962年的那段不幸，虽然不过是一个短暂的瞬间，但却留下了一些消极的记忆。 　　1988年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不顾国内反对毅然访华，邓小平亲切会见，并语重心长地提出，“十七亿人口……又是近邻，不相互了解、不建立友谊是不行的”。此后，中印关系开始走上正常发展之路。但毋庸讳言，直到今天，彼此间还不很了解，甚至存在某些误解。这当然有诸多原因。 　　以语言文字为例，英文是印度融入西方世界以及西方国家渗透印度社会深层的管道。从尼赫鲁开始，印度上层精英都是在英语的精神环境中陶冶出来的。一则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和西方政界“波长相同”，二则他们的信息来源也难免不受西方舆论过滤。 　　中文对非东亚人来说特别难学，印度人也不例外。百余年来，英美等国由于有华裔相助，和中国打交道时能够知己知彼。印度却缺乏这样的帮助，印度翻译中文的水平一般不高，只能靠中国翻译。可是中国翻译听印度人的英语觉得吃力，难免误听。印度人听中国式英语也有同样感觉。某次中印谈判，中方认为没有实质性进展，只是“炒现饭”。中国翻译把“炒”译成英文“fry”，印度官员却理解成意为“苍蝇”的“fly”，结果印度报纸刊登，中国认为谈判是“饭上有苍蝇”，弄得双方莫名其妙。 　　印度对中国文化也有不理解之处。比如，有位前印度驻华高官曾用两点评论中国文化，一是说孔子反对“以德报怨”，以印度的眼光来看，未免太小气。二是中国人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而不是“我们是天下人的朋友”，未免带点“中国中心论”的味道。不论他的话有没有道理，却反映了一些印度人的思维方式。 　　印度人其实不保守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印度人很保守，不太有国际意识，也很古老。但事实如此吗？近代印度文化的骄傲是出了个大文学家泰戈尔。他于1913年打破白人对诺贝尔奖的垄断。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说：亚洲只有泰戈尔的声音。泰戈尔在西孟加拉邦办的国际大学和谭云山帮他创办的中国学院，在印度几乎家喻户晓，所以，尽管与中国少有经济往来，但该邦是全印度对中国感情最深厚的。该邦由印共马派领导的左翼联盟，在该邦连续胜选执政30年，变成印度地方政权的不倒翁。他们从思想意识上亲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犯错误”成了他们的信念。 　　记得有一次，我全家三口到拉迦斯坦邦著名的金庙旅游，到了门口才发现只有印度教最高种姓婆罗门才能入内。我们准备退却，此时，守庙僧人出来迎接。我们说：“我们不是婆罗门”。他说：“你们是外国人，就是婆罗门。” 　　当今治理印度的是国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国大党主席是意大利出生的索尼亚·甘地夫人。她是印度最有权威的政治家，却是天主教徒，印度总统是伊斯兰教徒，总理是锡克教徒，三位“异教徒”正统治着印度教徒占绝大多数的十亿人大国，这也是只有在印度才会出现的奇迹。这些插曲足可以说明印度文化中特有的国际意识。 　　上个月，我在新德里参加中国画展开幕式，从十多位画家亲临印度各地写生的数十幅精彩作品中，看不到任何现代化的蛛丝马迹。有人说：“如果要画现代化，我们就不到印度来了！”这是对印度认识不足的严重反映。虽然印度是一个把传统保存得很好的国家，但不等于印度还没有全心全意进入现代化。 　　也有中国人认为印度在决策过程中很西化，不讲情面。事实上，印度政界在讨论政策时，总喜欢强调“human face”。我的已故好友、曾长期担任总理办公室经济顾问的德里大学教授苏库玛·恰克巴迪对我说过苏联前总理柯西金：“简直像一部计算机，没有一点儿人情味！”美国领导人在这点上是做得较好，不管外交协商的问题如何严重，他们总是有说有笑轻松一番后再转到正题。印度人很喜欢这种对话。 　　以文明关系交往 　　当前，全球化的总趋势已从“地缘政治”范式转移到以“国际相互依赖”为主要内容的“地缘经济”范式。以经济关系作为国家彼此间的交流纽带，这是一大进步。 　　可是，中国与印度交往，仅着重经济关系是不够的，何不多一些文明关系间的交往呢？那样更可以求得中印之间相互了解，使两国变成同舟共济的发展伙伴。 　　我觉得，印度比较注重这点。1981年，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黄华访印破冰之行，印度外交部长拉奥在新德里海德拉巴宫晚宴招待，我有幸出席。拉奥致词中亲切回顾古代中印高僧交往。这以后，我看到两国高层领导互访时，印度领导人总是强调两国的“共同文化遗产”。 　　印度对中国一直心存感激 　　中印的“共同文化遗产”是什么呢？ 　　从文字记载看，中印两大五千年文明古国相互交往至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