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docVIP

中国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一系列难题亦逐渐呈现。经济学者对此进行思索，探求难题背后的真相，寻找解题密钥，义不容辞。一支上世纪70年代出生的经济学研究新兴力量，一边依托师长辈的引领垂范，一边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已经悄然站成队形…… 　　28日，由复旦大学和解放日报共同主办、复旦大学经济学院、解放日报经济部和《新沪商》杂志承办、上海和黄药业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中国青年经济学者论坛暨《新沪商》创刊仪式”，集中推出数位青年经济学者。他们与几位卓有建树的中生代经济学家，就“大国难题：中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探讨评说，其间，不乏真知灼见…… 　　欲破大国难题，先说难题何在。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何帆博士指出：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问题——高速增长但内外部失衡。内部失衡包括储蓄过高、投资低效、消费过低等；而外部失衡则有资本账户顺差、外汇储备过多等；此外还有面临的一系列长期挑战，如教育、健康、环境、能源等等的不平衡。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陆铭博士的诊断则是三个大国难题：分权体制、地区差异、收入差距。 　　正在加拿大UBC大学金融系担任访问学者的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刘誯松博士，从海外分会场传回书面发言。他认为本次论坛把主题定为“大国难题：中国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而不是“大国难题：中国经济走怎样的发展道路？”是对的。两字之差，含义和层次大为不同，大国难题绝非仅仅经济问题。 　　长期和短期需各取应对之策，然而，难题之难，就在于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错综复杂的因素，彼此牵制，按下葫芦浮起瓢。怎么办？何帆两点建议：一是调整人民币汇率，刺激出口；二是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增加公共支出项目，启动内需。他同时指出，只采取两点中的一点建议，哪个措施都会有副作用，如只实行大规模扩张性公共支出政策的同时人民币升值幅度过小，将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压力；而过度的升值且没有足够规模的扩张性财政政策配合，又将会带来经济收缩和失业增加。如同时实行两项政策措施，可让副作用互相抵消。 　　刘誯松则用“综合理性”作为关键词。他说，在确定走怎样的发展道路之前，我们先要明确发展目标，应该是国家强盛、人民富裕、社会和谐，而不单单是GDP的增加。因此，科学的最优的发展路径只有在综合理性的指导下才能找到，面对可能的两极分化，按照集经济理性、政治理性、社会理性于一体的综合理性，设计出一套制度，以便保护弱者的最基本权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制衡强者，从而换取社会经济的长期平衡发展。 　　不约而同，陆铭也选择了理性和平衡的思维模式。他说，中国发展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改革不能后退，只有向前。 　　全民创新不可少，但在全民创新中讲究有层次的“分步走”，将让创新更有效。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认为，大国的优势之一是可以容忍多样化，中国可以走多样化道路，既可以有比较高端的创新，也可以同时有中间技术的开发投入。 　　张军认为，高端的创新在中国不是很大的问题，过去的例子证明，在特定领域中国可以很快赶上世界最前沿的技术；但在中间技术创新上，则涉及到横向制度发育、商业模式等等问题，有可能会影响创新的结果。 　　无独有偶，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史晋川教授谈了同样的观点。他认为，创新不只是最尖端的科学，而是要考虑社会各部门的关系。硅谷式的创新以市场导向型为目标，以此为鉴，我们也应该鼓励诸如生物发酵、重型卡车、高效水泥等由技术主导的应用性创新。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教授详细阐述了创新的多个“档次”：第一类是挑战性的创新活动，这是最发达的国家做的，“敢为天下人之先”。第二类是防御性创新，即跟踪最新的研究成果，在挑战性创新企业做出成果后，争取在最短时间内用自己的能力推出同类产品。第三类和第四类分别为技术转移、来料加工。袁志刚指出，中国已经慢慢从简单的来料加工变为技术转移，这是一个进步。若在此基础上向第二类、第一类创新努力，自主创新的成果将更加可观。 　　何帆则补充，自主创新还需立足本土。例如杂交水稻，就是中国本土出来的自主创新，十几亿人的粮食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这个创新的课题，对中国人民和其它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福利而言，是非常重大的创新。 　　浙江大学潘士远博士则对“技术转移”和本土创新进行了统一的思考：技术转移必须考虑国内的消化能力。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引进的技术和它现有的技术水平差距较小，那么对此技术消化吸收的能力就大。反之，如果引进技术和现有技术之间差距太大，那么即使再有营养，也会相对“消化不良”。所引进的技术难度水平高，一方面可以促进技术进步，但另一方面也会扩大与原有技术的差距，降低知识吸收能力，从而阻碍技术进步。因此，基于“成本—效益”的考虑，水平适宜的技术是“最优选择”。可见，当我国技术与世界前沿技术差距较大时，我国应该从发达国家的现有技术中引进相对“滞后”的技术，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