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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题：不改革高考制度会失去活力 　　当谈及高考必须回到原籍考试的问题时，朱永说，现在的高考是要求学籍和户籍在一起。现在大部分的学生在北京很难取得正式的高中学籍，一般在初中以前还可以，因为初中以前不涉及高考的问题，一到高中，问题就来了。事实上，这些孩子因为没有北京户籍，所以在报名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来取得高考报名的资格，所以往往读高中他们就回去了。如果继续留在北京，就没有办法参加高考，所以这些孩子大部分是回去读高中的。 　　或者还有一些人在北京附近的地方买房子，落户籍。我知道有的人在天津买房子，落到天津户籍，到天津去读高中，在天津参加考试，或者在北京上学，到天津考试。这样孩子的户籍和学籍就在一起，但是这就造成了很多长期在北京工作，包括长期在北京打工的父母和很多在北京工作，相对来说也是知识型的人员的白领，他们的孩子也无法参加高考，因为这些孩子的户籍和学籍的问题解决不了。 　　我一直主张要进行改革，一直主张只要父母亲在北京连续工作五年以上，孩子在这里读书，在高中读了三年以上，不是说在高考的时候来参加高考，就应该允许他参加高考。 　　如果一个孩子有在北京从小学到高中完整的学籍，但是没有户籍，也应该允许他在北京参加高考。现在很多地方不愿意做这样的事情，这跟我们的高考制度有关。我们每个城市的录取分数线是不一样的，北京相对来说，录取分数线比较低。 　　事实上有很多或者是有相当一部分的高考移民不是到北京工作，而是把孩子的户口移到北京来，我就碰到过这样的人。孩子的父母亲不在这里工作，但是孩子的户籍在这里，他在这里的学校就读，找到了北京的分数和他自己当地的分数之间的一个剪刀差。所以在北京可以上一本，在家乡可能是会读三本。这样一群人通过特殊的关系到北京了，因为他们中的少部分人有特权，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大部分人没有这样的特权。 　　我主张只要真是在北京读书的孩子，就应该给他们在北京参加高考的机会。如果回去，风险很大，因为每个地方的教材不一样，学习的内容不一样，考试的内容也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有上海卷、江苏卷等等，在哪里学习，就在哪里考试，这应该成为下一轮高考制度改革很重要的要点。 　　针对上述问题，朱永新接着说，当然配套的改革就是尽可能的缩小各个地方的高考分数线的差距，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在北京的部分学校，我一直主张国家办的国立学校对全国的学生应该一视同仁，所有地方分数线应该是一样的。地方办的学校，比如说北京市办的学校，因为是用北京纳税人的钱来办的，所以应该对北京的纳税人有适当的照顾。严格意义上来说，对北京的学生，包括在北京没有户籍，但是长期在北京学习，父母亲在北京工作，也应该享受这样的条件。因为他们的父母亲在这里工作，纳税在北京，所以应该享受北京纳税人的福利，能够进入当地的学校。 　　其实，教育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袁贵仁部长最近也说了要合理的解决这些人群的子女参加高考的问题。高考制度的恢复还是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的，虽然不能说高考就是最公平的一种方式，但目前来说是相对比较公平的选拔方式。尤其是在高等教育的精英化的时期，所谓精英化的时期，就是当时的大学还比较少，上大学的人数也比较少，高考这样的制度对于遴选优秀人才还是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朱永新接着说，现在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了大众化的时期，从最初的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四五十，到现在大部分的学生都可以进入到高中学习，这个时候就要进行变革，因为不变革就很难适应这个高考大众化的时期。同时当前还面临着我们的优秀学生不断地流失的现状，现在我们很多优秀的高中生都已经往国外去走了，不在中国读大学了。所以如果我们没有高考制度的进一步变革，没有更好的、更灵活的去遴选优秀人才的办法，那么我觉得我们的高考制度已经失去了真正的活力了。 　　我们民进中央最近也成立了一个课题组，就是专门研究高考制度的改革，也正在提出一些新的设想。比如说能不能多考几次，现在高考一年一次，我们想能不能两次，甚至是更多呢？有一些科目是不是可以变成社会化的考试，比如说英语没有必要在高考中再考了，而是由社会化的考试来进行评测。 　　另外，能不能把大学的自主权进一步加强呢？能不能高考就没有分数线呢？大学根据自己的要求落实想要的人才，你说哈佛大学有录取分数线吗？没有分数线。据我所知，哈佛、牛津曾经拒绝过高考全满分的学生，他们要求是有个性的、有爱心的、有活动能力的、有领袖才能的学生，他们有很多有自己的要求，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我们现在很多地方的高考还有每门学科的分数线，这样就把那些偏才怪才排斥在大学门外了。当然从大学本身来说，怎么样进一步的公开，进一步的透明，进一步的有自己的办学特色，这从高考制度本身来说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地方，通过这样的改革，让更有个性的人才能够脱颖而出，这是很重要的方向。 　　针对上述问题，朱永新接着说，以后我们还要考虑到高考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