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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手段在大遗址考古工作中应用 　　摘要：良渚遗址和良渚古城是近年来中国史前考古进展最大的区域，也是典型的大遗址，其保护区红线范围即达42平方公里，而实际范围远大于此。在这样大的范围内，仅采取传统的大规模钻探和发掘等手段，完全无法满足学科研究的需要。发掘者围绕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积极寻求多学科合作。其中数字化手段所起的作用尤其明显，借助“数字高程模型”（DEM平面图）在遗迹寻找上的重要指示作用，迅速扩大了良渚古城周边的测绘范围和分析手段，陆续发现良渚古城外围的水坝等遗迹，确定古城中心的宫殿区、城墙和外郭依次降低，共同构成了三重同心结构，取得了中国古代城市研究的重大突破。 　　关键词：良渚古城；文化遗产数字化；大遗址；数字商程模型（DEM） 　　考古学提供了时空坐标和大量的遗迹遗物，这些遗迹遗物包含着各方面的信息，远远超出考古学本身的技术方法所能提取的范畴，可供各相关学科开展研究。因此通过多学科手段将资料信息最大化提取和分析，能更好地帮助考古学对古代社会进行全面恢复和研究。同时，现代考古学的诞生，即是吸收了地质学、生物学理论与方法，形成考古地层学、类型学及年代学的基本方法。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各种技术和设备都以极快的速度被应用到考古研究中来，如C14等测年技术的引入，成为考古年代学的基本手段。所以从学科基因上来说，考古学是一门具有极强学习能力、兼跨文理、充满朝气和生命力的学科。现代考古学的终极目的是全面恢复古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因此，大遗址理念指导下的考古工作，多学科合作成为极重要的研究模式和手段。 　　良渚遗址和良渚古城是近年来中国史前考古进展最大的区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实证。良渚遗址是个典型的大遗址，其保护区红线范围即达42平方公里，而实际范围远大于此。在这样大的范围内，仅采取传统的钻探和发掘等手段，完全无法满足学科研究的需要。围绕良渚古城需要解决的学术问题，结合传统的考古学方法，我们积极采用多学科合作的手段开展大遗址工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其中数字化技术所起到的作用尤为明显。 　　一、DEM与良渚古城外围结构的探索 　　在良渚古城发现后，研究其空间框架结构成为考古队的首要目标。首要任务是要明确古城是否存在外郭城。在良渚古城发现之前，整个良渚遗址群内有根据现代地貌边界标定的135个独立遗址点。古城墙发现后，我们发现许多遗址点实际上是同一遗迹（如城墙）的不同位置，或者是城的不同功能区，只是因为后期的破坏导致彼此分离。因此以往基于遗址点的观察角度，显然已经无法适应对古城的整体研究需求。有了城墙这一明确的线索，考古工作的目标思路就豁然开朗，观察的焦点集中到城墙外围的区域，考古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了顺藤摸瓜、按图索骥的阶段。以城墙的基本形态作为参考，我们特别注意寻找那些同属于良渚时期、外形呈长条垄状的遗址点，以及能构成框型结构的若干遗址点的位置关系。但是这些遗迹因为受到晚期的破坏，可能已经变得断断续续，所以需要在一个平面图上去复原这些地点的原有关系。 　　这期间我们对古城东部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基础钻探。钻探获得了这个区域内古水系和文化堆积的翔实材料。但是我们发现这种基于传统考古手段形成的平面图，对于研究古城的外围结构所能提供的直观信息并不多。在这样的情形下，迫切需要找到另外的手段来进一步分析遗址。 　　作为一种尝试，我们利用良渚古城区域1：500比例的线划图在GIS软件中制作了数字高程模型（DEM），结果有惊人的发现。图1显示的是该数字高程模型（DEM）的截图，在这张图里，莫角山标准的长方形轮廓，以及其上的大小莫角山和乌龟山这三个高台显示得非常规清晰，更为重要的是，这张范围不大的图里，我们可以明确地发现良渚古城东南部外侧，存在着一个长方形的结构体，它由美人地、里山郑村、卞家山分布构成北、东、南三面墙体，并和良渚古城的东墙和南墙相接续。结合之前钻探的信息，我们认为这一周框状的结构应和良渚古城密切相关，它可能是与古城不同阶段的另一墙圈，也可能是古城同期的外部附属结构。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迅速开展了这周墙体上的美人地、里山两个地点考古工作，证实这些条垄状遗迹是由良渚晚期若干次的居址逐步加高形成现状的。作为良渚古城的附属平民居址的可能性很大。这种长条形框状聚落，与普通良渚基层聚落的形态完全不同。基层聚落都是呈散点状分布的小聚落，每个间距500-1000米，聚落面积4000-20000平方米左右，每个聚落都以自身土台为中心，周边围绕着该聚落的水域和耕地。这是水网平原地区和良渚稻作农业形式和水平结合形成的最优布局。而古城周边的这一框状长条聚落，相当于几十个散点式基层聚落的面积总和，其上居住的人口甚多，如果居民也是从事稻作生产，则围绕着它的稻田面积巨大，从居住地到稻田的距离会非常远。而我们的稻作专项研究调查显示，条垄周边并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