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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图书馆建设面临合理使用制度探讨 　　〔摘 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中却面临着某些服务可能会与著作权利相冲突。通过在立法上提出对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的范围和立法模式进行调整;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法律在规定对技术措施提供保护时，就还应当根据法的公平正义的精神规定技术措施的例外，以体现著作权法的衡平精神。 　　〔关键词〕著作权法;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制度 　　〔中图分类号〕G25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09)03-0078-03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图书馆逐步在向数字图书馆的方向发展。虽然数字图书馆的服务方式有所改变，使用户获取知识信息比在传统条件下更为便捷，但其服务目的并没有变化。然而，在数字图书馆的建设中却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数字图书馆在建设中的某些服务可能会与著作权利相冲突。本论文对于数字图书馆与著作权利的冲突能否在合理使用制度的框架内解决和可能的解决办法进行探讨。 　　 　　1 立法方面完善 　　 　　1.1 调整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 　　著作权法的合理使用制度是为平衡著作权人的个体利益和言论与信息自由的公共利益而创设的一种制度，它协调了著作权人和使用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合理使用制度从一产生开始，便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调整，在当前条件下也不例外。 　　1.1.1 数字图书馆合理使用范围的调整 　　我国现行的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八款规定了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图书馆、档案馆、纪念馆、博物馆、美术馆等为陈列或者保存版本的需要，复制本馆收藏的作品。”在该条规定中，未对复制的数量作出明确规定，所以应增加复制数量的规定，并规定不得损害著作权人的精神权利。并且，在该规定中对复制的手段未作出明确规定，如果图书馆要将作品作数字化复制，就显得缺乏法律依据。《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草案)》在第四条第五款中亦规定:“公共图书馆通过本馆的网络阅览系统供馆内读者阅览本馆收藏的已经发表的作品通过信息网络进一步传播。”这是对著作权人在数字图书馆中的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例外。该条规定考虑到了图书馆的公益性质，有利于知识和信息的传播，并且通过区分局域网和公众网，使图书馆享有通过本馆局域网向到馆读者提供本馆收藏资源的网络浏览服务的豁免，方便了作品的使用和保存。但不足之处在于该条如果将“公共图书馆”改为“公益性图书馆”或“非营利性图书馆”可能会更妥，因为还有许多高校、科研机构的图书馆亦是公益性图书馆。 　　以上两条规定是对图书馆合理使用的最直接的规定，但后一条仅是对数字图书馆传播知识信息的规定，而对于信息的数字化等仍未作出明确的规定。因此，为适应新技术条件，还应对数据库的合理使用、计算机存储作品、用浏览器下载后的阅读行为、图书馆对学校教学所需教学资料的复制与网络传播、图书馆建设信息导航系统链接网络资源与网络传播、图书馆出于合法的、非侵权目的规避技术保护措施、馆际互借和文献传递服务等作出规定。总之，我国著作权法及相关配套法规应当尽快建立数字图书馆的合理使用制度，对其合理使用加以明确。 　　1.1.2 合理使用立法模式的调整 　　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世界上主要有“因素主义”和“规则主义”2种。不同的立法模式，对于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可能会出现不同的结果。因素主义的立法模式主要以美国为代表，即在判定是否构成合理使用时，要考虑四方面因素:①使用的目的和性质;②被使用作品的性质;③使用的数量与实质性程度;④使用行为给作品潜在市场价值带来的影响。因素主义的立法模式，由于对是否属于合理使用只做原则性的规定，因此给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对相似的案例有可能会得出不同的裁量结果。 　　规则主义的立法模式以中国为代表，即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哪些行为属于合理使用。英国、西班牙、韩国、日本、德国等都采用规则主义的立法模式。规则主义的立法模式虽然将合理使用的行为规定得具体、明确，由于是具体列举出每一种合理使用行为，缺乏灵活性，有可能使得本来符合合理使用精神的行为被排除在外。因此，该立法模式对合理使用行为难以穷尽其范围，也就是难以达到法律的概括性的功能。特别是随着新技术的出现，规则主义更显得无能为力。 　　因此，在判断一行为是否属于合理使用时，既要以规则主义的立法模式明确合理使用的情形，又需要在理论上给予一定的判断原则。所以，在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上，笔者认为应当采用因素主义十规则主义的模式，即两者相结合。因为因素主义的模式适应性较强，在新技术条件下可以灵活的适用于各种环境，具体到当前的数字环境中，其受到的冲击比规则主义模式要小。在具体立法时，先将新出现的问题以因素主义确定下来，而后再以规则主义的形式将具体问题加以规定。 　　1.2 将数字图书馆的部分行为纳入法定许可 　　随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