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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产业发展中文化研究选择 　　[摘要]文化产业的发展让文化研究必须作出相应调整，文艺产业化、价值评判的商业化、研究平台的媒介化已经成为文化研究的基本特征。文化研究被吸纳进文化产业运作流程，成为传媒产业的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之一。生声化、消费化正在改变文化研究的原有路径，学术中心向媒介转移。引导文化研究的产业、媒介转型在于开拓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保持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和反思性。既要开拓理论视野，加快文化研究的理论转型，也要积极参与文化生产，建构独立的话语平台。 　　[关键词]文化研究；文化产业；选择 　　[作者简介]卢衍鹏，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枣庄学院中文系讲师，江苏南京210097 　　[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04－0164－04 　　 　　一、文化产业：选择的前提 　　 　　2009年，《关于振兴文化产业的规划纲要》颁布，各地开始制定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等逐步建立和完善。新闻媒体、广播影视、期刊图书等行业进入新一轮改革和整合，文化产业成为资本市场的兴奋点。这些变化都深刻地影响了文化研究的存在语境。文化产业化作为近年影响较大的一种国家战略，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核心力量和主要领域，并扩展到生活的各个方面。 　　首先，文化产业的发展从整体上改变了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范围，进而影响到文化研究的观念和立场。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学术和思想运动，本来就源于社会变革的刺激和文学研究的需要，类似西方的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等的出现成为文化研究生存的土壤。时至今日，文化研究的合法性还是一个悬置的问题。但并不妨碍用它来解决各种文学、文化问题；但文化产业的合法性却很快被确立。并迅速实施。其实，“文化产业”一词最初来源于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与霍克海默在1947年提出的“Culture Industry”，起初的翻译是“文化工业”，是一个具有批判性、反思性、消极性的名词，指向的是文化按照工业化的方式生产过程中出现的负面因素和影响。1998年国际社会才开始考虑将文化纳入经济决策。1999年世界银行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会议上提出。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世界经济运作方式的重要因素。在这样的背景下，“Culture Industry”的中文翻译才开始转向更加中性化的“文化产业”。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兴起源自大众文化的迅速膨胀。在当时一般认为这是一种“商业性”的文化，最初引起了文学研究者的警觉。他们借用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进行批判。并得到社会舆论的喝彩和学术界的肯定。由此可见。大众文化在当时主要被看作是一种负面意义上的文化。但随着李泽厚、徐贲等学者“正视大众文化在当前的积极性、正面性价值”、“走出阿多诺模式”的呼吁，大众文化一度被认为具有推进政治与文化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的积极意义，消费文化在中国的兴起也被看成是一个现代性事件。鉴于大众文化在中国文化产业中的核心地位。文化产业合法性的确立实际上约等于对大众文化的正面肯定，这对文化研究的观念和立场冲击很大。如果继续对大众文化持批判态度，将与国家战略和经济发展相悖；如果肯定大众文化。又与文化研究的自身理论矛盾。以前，文化研究的对象一般是文学作品、文化现象，现在却要面对文艺产品和文化产业流程。衡量文艺、文化的标准由“审美性”、“文化性”转变为“利润率”、“产业性”，大众文化一旦进入文化产业轨道，文艺的自律性根本无法与市场的自律性抗衡。在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尚未取得合法性的情况下，它们要受到文艺批评对其艺术性、文化批评对其文化性、大众对其流行性的三重检验，要想生存起码要符合其中一条标准。随着文化产业迅速扩张，曾经占据主流地位的“艺术性”、“文化性”标准开始被边缘化。影视、大众读物等成为产业化的宠儿。成为文化研究首先要面对的课题。 　　其次，文化产业的振兴导致文化研究的社会功能弱化，影响其实践性品格。文化研究的开放性决定了理论视野的开阔和研究方法的多样，围绕生活方式、大众文化、大众传媒、文化身份、民族主义、全球化等中心展开，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具有天生的反思性、批判性。而文化产业的振兴在很大程度上收编了文化研究，一方面让文化研究成为学院派进行安全生产的知识话语。化身为大学课堂上师生同乐的智力游戏：另一方面让文化研究与文化产业形成温情脉脉的暧昧关系，形式多样的文化产业让文化研究者乐在其中，羞于拿起批判的武器，而是满心欣喜、赏玩、呵护着文化产品。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文化研究又引入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福柯的知识理论、德里达的解构主义、利奥塔的后现代主义、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威利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拉康的精神分析、波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萨义德的文化帝国理论等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