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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偏好与制度关系理论探讨 　　[摘要]新古典经济学及现代主流经济学消费者行为理论均建立在偏好稳定的假设基础之上，由于与现实中的消费者选择行为相背离，因此，遭受到很多批评与责难。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发展趋势表明：以新古典的效用理论及现代主流偏好理论为研究基础，将制度的、社会的、生物的以及心理的因素纳入进来，分析偏好的形成、决定及偏好的演化，不仅具有很强的理论意义，也将成为一种不可阻挡的经济理论研究趋势。因此，结合行为经济学、生物学与心理学等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制度约束下偏好的形成与演化进行反思探讨，并修正提出新的消费模型，是个艰难而又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的工作。 　　[关键词]效用　偏好　制度　消费者选择行为　演化 　　[作者简介]周小亮(1963-)，男，江西省永新县人，福州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笪贤流(1985－)，男，安徽省桐城市人，福州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041(2009)01-0075-11 　　 　　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消费者选择行为理论是建立在追求效用最大化、理性选择、偏好稳定、完全信息的内在假定与消费者选择自由、价格充分弹性、纯经济预算约束、没有流动约束的外在假定等一系列的严格假设前提之下，它对消费者选择行为的研究采取了二分法的研究范式，即将选择的过程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是外在的约束，一个是内在的偏好，理性人会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效用的最大化，而效用的大小取决于偏好。于是，新古典经济学将偏好作为系统的外在变量并在其稳定不变的前提假设下，对外在的约束(比如收入、价格等)进行了周密而完整的研究，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独立的新古典理论体系。尽管它具有对社会现实一定的解释能力，然而其理论的缺陷显而易见为大多非主流经济学家所诟病：以科斯(Coase)、诺斯(North)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基于交易费用视角对制度重新进行诠释，提出了制度因素是一种强大的外在约束可以制约人们的选择行为，从而影响经济绩效。然而，新制度经济学对新古典的批判是有限的，尽管增添了不确定性与交易费用，但其分析依旧是使用传统的新古典的二分法，偏好问题仍然被认为是外生的、独立的，制度对于个体而言仅仅是约束力量，并不会影响个体偏好，因而，无法对消费者选择行为进行有说服力的说明；以康芒斯(Commons)、凡勃伦(Veblen)为代表的旧制度经济学或演化经济学基于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对新古典理论进行了突破，初步打开了个人偏好的黑箱，对偏好的内容和形成过程进行了研究，认为个体偏好受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塑造是文化的产物，社会制度能改变个体的偏好。然而，他们也没有发展出一套完整的关于偏好的形成、演化及其与消费者的选择行为的关系的经验性假说。在研究社会公共政策理论途径中，以黄有光(Ng Yew-Kwang)为代表的基数效用复兴者默认了偏好有其形成演化过程，但他们同众多利用生物学等学科研究经济理论的学者们一样，并没有在偏好的形成或演化方面作进一步的比较深入的研究。随着生物学、认知科学、行为学等学科的发展，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综合日益紧密的情况下，对个体偏好的形成与演化机制分析及其与制度变迁的关系问题的研究，日益成为现代经济学者研究的重点与难点。本文试图在对效用、偏好与制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寻找新的切入点，为偏好、制度的形成与演化进而对消费者的选择理论提供一个新的解释。 　　 　　一、古典、新古典经济理论对效用、偏好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效用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以边沁(Bentham，1789)和密尔(Mill，1848)为代表的英国功利主义哲学，但其直接奠基却是产生于19世纪50～70年代的边际革命。对于效用的内涵，从边沁、密尔，到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戈森(Gossen)、杰文斯(Jevons)，再到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Marshall)，都把它定义为一种“使人们感到幸福和满足的心理状态”。即便是现代主流经济学代表人物萨缪尔森(Samuelson)，也将效用定义为一种“主观上的享受或有用性”。具体来讲，古典经济学认为，效用是某种商品或某种服务“有用”价值的一种内涵，它是从效用的客观意义角度使用的。史密斯(Smith)的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应该看到，‘价值’一词具有两个不同的意义，有时是指某些特殊物品的效用，有时是指购买其他物品并取得其所有权的权力。前者可称作‘使用价值’，后者则被称作‘交换价值’。”古典经济学认为，效用就是“总效用”，是“指买主所购商品的总效用，或者是指在这个实例情况下所能得到的全部特定数量的效用，例如给予一个饥饿者一块面包的效用”。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