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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文学教育问题与思考 　　杨剑龙，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带头人。兼任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旷野的呼声》《放逐与回归》《现实悲歌》《基督教文化与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等著作多部，在《文学评论》《二十一世纪》《文化中国》《复旦大学学报》《学术月刊》等国内外学术刊物发表论文400余篇。论文多次为《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刊物转载。 　　 　　胡根林：杨老师，您好。为文学研究的知名专家，您觉得当前文学教育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 　　杨剑龙：从中小学情况来看，现在盛行的应试教育冲淡了文学教育。应试教育的零碎化、机械化、知识化把文学教育的整体性、形象性、情感性都给异化了。上海有一所中学曾经请我去讲鲁迅，讲之前，我做了一个调查，调查的结果让我内心十分沉重。我请喜欢鲁迅的同学举手，结果现场一百多位同学中，只有两位同学怯生生地举起了他们的手，而且还不敢把手举高。像鲁迅这样的现代文学史上不可替代的文学大家，怎么会让学生不喜欢呢？我分析原因：长期以来，我们的语文课堂把鲁迅政治化、模式化，将鲁迅异化成了一个只讲斗争、感情冷漠的斗士，掩盖了鲁迅形象的丰富性、情感性，因而，在人们眼中，至少在中学生眼中，鲁迅成了一个不讲情面的、多疑的、没有爱心的人，成了一个没有人的血肉和情感的符号。这个小小的调查反映出我们语文教学存在的很多偏执和不足。 　　胡根林：您认为造成文学教育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剑龙：不可回避，这里面有老师的问题。我曾带中文系高年级的同学去中学实习。我发现，一些刚走上工作岗位的语文老师对文学作品还能发表自己独到的见解。后来可能因为工作的繁忙，很少有时间独立钻研教材，对文学文本缺乏投入式的阅读，常被动地尾随于教参之后，人云亦云，于是文本解读的能力逐渐被弱化了，我们难得看到有个性的文学课堂。许多老师出于应试的需要，把一篇篇充满丰富形象的、有着丰富情感内涵的文学作品，肢解得零零碎碎，没有把自己对作品的情感共鸣和理解用自己的语言讲述给学生听。最糟糕的情况是，在新教材出来、配套的教参还没有出来时，有的老师竟对于新的语文篇目束手无策，教学不知道如何下手。 　　这种僵化的文学教学模式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六七年前的一个暑假，美国一所大学的师生代表团来访，我们派了一批中文系本科生、研究生和他们搞了个活动。大家一起来解读同一篇文学作品，然后由双方的教授互换着给同学打分。这篇作品既不属于中国，也不属于美国，而是作为第三国的西班牙，内容主要涉及父子两代的代沟问题。结果发现，美国学生的回答五花八门，各有各的说法，甚至有学生谈到要注意口腔卫生（小说中涉及到刷牙）。但中国学生往往从段落大意、主题思想进行分析，基本上属于社会学主题式的解读思路。其中我们学校一位研究生稍有创新阐释得到了中美教授截然不同的评价，中国教授认为他怪，美国教授却特别推崇。长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教育中形成了从意识形态或一般社会学的角度来解读作品的惯性，以致于离开这套话语体系就没法对一篇文学作品作出分析，已几乎构成了一种模式化，多共性而少个性，千人一面千部一腔，这是相当可怕的。 　　胡根林：您是如何理解文学阅读过程的？ 　　杨剑龙：在我看来，文学阅读关键是两个因素，文本的因素和读者的因素。读者接受不是被动的图解式的，而是主动的创造的过程，这种创造建立在读者生活积淀、情感期待的基础上，表现为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呼应，它是一个互动的过程。2005年，我到纽约大学访学一个学期。在此期间，我选修了几门课。上课时，我常常感受到美国课堂那种互动的氛围。学生围绕一个话题，大胆发表自己的见解，与同学对话，与老师对话，气氛非常活跃。2003年，我到香港中文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开了一门课，“督教文化与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是宗教系的选修课，选修的同学有本科生、研究生。我借鉴了西方的教学模式，自己讲一节课，学生讨论一节课。课前布置一些问题让学生准备，每次学生准备都很充分，参与程度都很高。学期结束时，我要求学生写论文作为课程考试，30多位学生写了30多篇论文，我将这些论文修改编辑成一本论文集，2006年以《文学的绿洲――中国现代文学与基督教文化》为题在香港出版。有的同学因为选了这门课，竟有了写小说的兴趣，写了作品让我给他提意见，真是很难得！ 　　胡根林：刚才举到美国某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的例子，与国内情况差异比较大，您认为这主要是文化传统还是文学教学的模式造成的？ 　　杨剑龙：我认为主要是文学教学模式。这可以体现为几个相关的方面： 　　一是教学观念。长期以来，我们的课堂，教师占绝对统治地位，教师讲，学生接受，被视为天经地义，严重忽视了师生之间的合作与互动。目前，中学语文教学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