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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改革 中国的农村信用合作社是一种特别的金融机构，也是一种特殊的制度安排。20年来，农村信用合作社体制几经变革，但全部门业绩未见好转，金融界对此多有争议。最近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再次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焦点。笔者在此就几个相关问题发表看法，以活跃争议。 　　　　一、合作制要不要坚持?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1994)定义，合作社是一个自愿组织在一起的民主的组织形式、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协会。社员同等出资、共同承担风险、共同受益、并积极参与其活动。 　　国际公认的“合作社7原则”成型于1995年国际合作社联盟100周年曼彻斯特会议，典出1844年Rochdale公平开拓者协会7原则和1966年国际合作社联盟4原则。主要内容是：自愿与开放原则；民主管理、一人一票原则；非赢利和社员参与分配原则；自主和不负债原则；教育、培训和信息原则；社际合作原则；社会性原则(史纪良2000)。具体到我国的合作金融定义上，根据1997年版《农村信用合作社管理规定》(以下称“97规定”)，合作制可理解为“由社员入股组成、实行社员民主管理、主要为社员提供金融服务”；1998年的《国务院转发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农村信用合作社改革整顿规范管理工作的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8〕145号，以下称“98方案”)基本沿用“97规定”的定义，把合作制原则解释为“自愿入股、民主管理和主要为入股社员服务”。因此，无论国外国内，合作金融的基本经济特征应该统一表现为四个内容：一是自愿性；二是互助共济性；三是民主管理性；四是非赢利性。以上特征表明，合作金融机构在理论上似乎更接近准政府型的公共机构：由成员自行决定参与与否；无论股份多寡实行一人一票制，而非通常竞争性机构的一股一票制；没有自己独立的效用函数，而是各成员效用函数的累加。 　　 作为具备公共组织性质的信用合作社(在此，即非赢利性)与市场参与主体的个体利益最大化(在此，即赢利性)似乎是相矛盾的。但是，任何制度供给必然对应某种制度需求。从西方国家信用合作社的发展史看，信用合作社的产生主要不是源于单纯的融资需求，而是来自“在正规资金市场(如银行信贷、发行证券融资)上受到差别待遇的中小经济个体以利他(互助)换取利己(融资)”的现实可能性，其根源是交易意识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动机 (信用合作社社员往往无法提供银行信贷必要的抵押品，也无力寻求担保；由于规模狭小，获得纯信用贷款更难。因此，资金需求无法满足。而且，即便金融机构可提供资金，中小机构往往需要提供更多的信息说服银行，需要等待更长的审核时间。因此，交易成本很高。信用社的产生就是这种条件下的产物。从交易成本角度看，信用社得以维持的关键是社员之间的“信用”，单个农民与商业银行的交易行为(如资信评估抵押担保等)的外部成本显然要高于农民与信用社之间的交易成本(胡祥苏2000)。　　 我国农村地区一直存在中小经济个体(农户和个体经济户)的融资需求，且同样在信贷市场上受到差别待遇，可以说存在在融资层面互助合作的现实需求。即使“97规定”从事实上推翻了《国务院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以下称“96方案”)把“已经商业化经营的农村信用合作社，经整顿后可合并组建农村合作银行”的设想，“98方案”又进一步明确“按合作制规范”的基本发展框架，但是我国正规的合作金融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这是因为，一系列制度安排导致了现存合作金融并没有减少交易成本，也没有真正符合合作制原则。 　　 首先是自愿性原则，依靠行政力量强制捏合式的“合作制”不是真正的合作制；尽管当局的意图是指望个体(农民或社员)互助共济。 　　关于“自愿”，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定义。狭义定义认为每一次合同签订都应严格自愿(Friedman1962,1980)，由此保证市场机制运行。广义定义认为“不交易的自由”比“交易的自 由”更重要(Macpherson 1978,1985)。我国的合作经济组织恰恰不具备“不交易的自由”。 　　不仅仅是当前的农村信用合作社，回顾历史，从当年的人民公社(生产合作制)到目前名存实亡的供销合作社，基本上都是以行政指令强制组合而成的名义的合作组织。强有力的事实证明，中国没有一种合作制机构真正成功过。前几年农村信用合作社“扩股”过程中，人民银行职工上门劝说，还要承诺开社员大会有“免费午餐”，农民才拿出50-100元“股金”。“自愿性”真正体现在“退社自由”上，而全国4万多个农村信用社在过去5年内没有退社的例子。 　　其次是互助合作性原则。理论上，只要社员共同出力，人民公社未尝不能丰产 ，供销社未尝不能演化为当前盛行的“会员制超市”。即不管是否强制捏合，只要社员间互助合作，合作制照样可以生存发展。问题就在于强制性很难造就互助合作。一旦农民别无选择地与本不愿合作的人合作，或者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