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导向作用.docVIP

曹植白马篇对魏晋南北朝游侠及游侠诗导向作用 　　摘要：曹植《白马篇》历来被认为是诗人前期的作品，但这种说法没有提出有力证据。通过对曹植生活时期民族关系的考查，可认为赵幼文先生提出的创作于后期的看法是成立的。由于创作时间的特殊性，其主题也应理解为曹植悔过自新的诗化表现。这首诗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游侠和游侠诗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导向作用。 　　关键词：曹植； 《白马篇》； 游侠； 游侠诗； 导向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Ａ 　　 　　游侠自古有之，但各家各派对他们的看法却很不一致。主张集权的《韩非子》称其为“五蠹”之一，而《史记》立场与之相反，专设《游侠列传》，对他们予以称扬。二者的差异主要着眼于权力的高度集中与权力的适度分散、皇权与正义是否统一、奴化与多样化上。《韩非子》主张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皇帝就是判定是非的标准，天下人思想都是皇帝意志的延伸，这种绝对军事化的管理在战乱年代有其特殊意义；《史记》则认为权力应当适度分散，君臣各守其道则可，而且认为皇帝是人而不是神，有其优点和缺点，他的言行不能作为普适性的是非判断标准，同时还反对奴化（如称扬“将相不辱”的士大夫人格）。游侠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其生杀由己的作风张扬了个性，另立了与皇权背离的是非标准，侵犯了皇帝的生死决定权，所以得到了《韩非子》和《史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不过这两种力量并非对等的，皇权的力量远远大于游侠，而且日益得到加强。又由于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政策，使皇权在思想领域里确立了统治权威，从而使游侠的生存空间日益狭小，最终面临要么被消灭，要么被同化的两难选择。从历史发展结果来看，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游侠对皇权有所反抗，但最终还是被皇权所同化。 　　在游侠被同化的历史进程中，作为诗歌题材出现，时间较早且又有重大影响者，当属曹植的《白马篇》（《太平御览》作《游侠篇》）。 　　 　　一、曹植创作《白马篇》的年代 　　 　　早期的文学史并没有对《白马篇》的创作年代作出判定。钱基博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认为该篇属于“环譬托讽”①（P.123），未及年代。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刘大杰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亦未涉及该诗创作时间。早期的注本如黄节的《曹子建诗注》亦未就其创作时间做出判断。更早的注本如丁晏的《曹集铨评》所附编年亦无此诗的明确创作年代。 　　几乎所有现行的文学史都认为，《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中国社科院文研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认为《白马篇》是曹植前期吐露自己志趣与抱负的作品，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赞同这一观点；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与此看法相近，认为《白马篇》属于曹植前期的诗歌，歌唱他的理想与抱负；徐公持先生编写的《魏晋文学史》则认为《白马篇》在曹植前期作品中占有特殊位置。在有关曹植研究的专著和评选中，学者们也大都持这一观点。孙明君先生认为“（曹）子建早期的言志诗可以《白马篇》为代表”②（P.184）；费振刚先生认为《白马篇》是曹丕称帝以前“表现一种雄心壮志，情调乐观旷达，慷慨不群”诗风的杰出代表③（P.105）；陈庆元先生认为“这首诗为曹植前期的作品”④（P.110）；崔积宝先生亦认为“《白马篇》是曹植前期重要的代表作品”⑤（P.217）。 　　但是，在所有的年谱中，《白马篇》都付之阙如。被学者们广泛引用的陆侃如先生的《中古文学系年》和张可礼先生的《三曹年谱》，均未对《白马篇》进行编年；台湾学者邓永康先生编撰的《魏曹子建先生植年谱》也无《白马篇》的创作时间；王巍先生在《建安文学概论》中认为《白马篇》是曹植前期的代表作，但在其《三曹评传》及其所附年表中，亦未对此篇创作年代作明确说明。 　　《白马篇》创作于曹植早期的看法大约形成于五、六十年代，尽管意见非常统一，但均没有提供证明这个观点的有力理由。因此，大致可以这样认为，研究者基本上是从诗歌所表达的昂扬奋发精神出发，认为是曹植青年时代所作。 　　对这种看法持否定意见的只有赵幼文先生一人，他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提供了证据。他认为：“曹?笔贝?，鲜卑强盛。部帅轲比仑（按：中华书局点校本《三国志》为“轲比能”）与蜀汉联结，给曹魏西北边防以强大压力。而匈奴部族散居在长城之内，也予魏国安全以威胁，从郭钦、江统的言论得到证实。曹植鉴于当前客观形势于国家安危具有不利，因而叙述幽并游侠少年忠勇卫国、捐躯糜身的形象，藉以抒写自己为国展力的宿愿。”⑥（P.413）基于此，赵先生把《白马篇》置于《与司马仲达书》和《乞田表》之间，大约太和三年（229）左右。但是，限于体例，赵先生的看法似未及展开，在《曹植集校注》所附年表中，同样未对此诗进行明确编年。 　　笔者以为，赵先生的看法是富有启发意义的。通过对曹植所处时代的民族关系的细致考察，我们认为赵先生主张的后期创作说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