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佛教文学对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意义.docVIP

民国佛教文学对现代中国文学史重构意义 　　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上，现代的概念一向是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的。一个是通常意义上的时间角度，指的是1911年辛亥革命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30多年的历史。一个是思想发展史观上的意义角度，指的是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各个领域内所建构起来的现代性或现代性质素。作为一种历史观念，这种现代性意义的时间划分方法和思维方式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在这种现代性文学史观的视域中，中国文学从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是从清末民初开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得以成功的。这种成功的标志就在于，中国现代的文学在思想内容上引进了西方现代民主、科学与人本主义的理念，在形象塑造上普通知识者和下层百姓成了文学描写的主要对象，在创作方法上西方的一些现代主义原则与表现技巧也开始为现代作家广为所用，尤其是在语言文字上，白话语体终于确立了它在文学表达上的宗主地位。由于这种文学史观强调的是内容与形式双重意义上的“新”与“现代性”，而且把所谓“新”即等同于“现代性”。如果达不到这种“新”与“现代性”标准的文学就被摈弃在现代文学史的视域之外，因而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直被描述成了“新”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丰富的历史内涵也因此难免被缩减。譬如，从文体来看，民国以来有着成就较高数目较为丰富的旧体诗词；从类型上看，民国以来也有着包括佛教文学、基督教文学在内的丰富的宗教文学，这些文学的发展历史，从来都被学者们排斥在现代中国文学史的构架之外。笔者认为，对于现代文学历史框架的建构应该是多维度的，既要贯穿一种现代性意义上的思想性维度。也要兼容本体意义上的时间维度。从本体意义上的时间维度来看，发生在民国建立以后的所有的文学现象与文学创作，都理所当然地应被纳入到文学史的历史框架中予以研究，而从现代性意义的思想性维度来考量，也应该注意到现代性发生的不同程度以及现代性趋势的多元格局。其实，对于清末民初以后的中国文学而言，现代性转型应该说是全方位的，不仅是新兴的文学体现着上述的种种现代质素，即使被新文学运动斥责为“谬种”和“妖孽”的旧体文学，在现代的文化语境中，它们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以适应现代新文化思潮的冲击与洗礼。 　　民国时期中国的佛教文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清末民初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数十年间中国佛教因应时代的变化，争取自身的生存与发展，通过高僧、居士、爱好佛学的革命家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在佛教内部掀起了一场改革的复兴运动。佛教文学本来在中国文学传统中具有很高的地位，而佛教改革运动本身也有赖于佛教文学来进行宣传造势。为了适应佛教改革宣传的需要，民国时期，中国佛教文学同中国的世俗文学一样开始了一个蜕旧变新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现代佛教文学家一方面坚守着佛教文学自身宣讲佛教理念、弘扬佛教文化的传统，一方面也在广泛地吸取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和科学的思维方式，不仅对传统的佛教观念进行改革，而且在佛教文学的表达方式上也大胆地追随新潮，强调实用，着力普及，把佛教文学从过去少数佛教高僧相互唱酬的雅事中解放出来变成广大佛教徒们都可以学习、赏鉴与创作的大众艺术形式。当然，就像世俗文学中的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发展遭到旧文学和保守派的攻击反对一样，民国佛教文学的观念变革也同样遭到佛教内部的保守势力的反对和阻碍，但正如新文学运动倡导者具有“不容他人讨论与匡正”的绝对气度和无畏精神，佛教文学改革的提倡者也同样具有不改革就没有生路的痛彻的自省，具有“要知劝人学佛功大，绮舌导人罪小，功罪相衡，轻重自明。以绮舌为方便，引人人佛为究竟，虽绮舌，容何伤”②的理论自信。所以，佛教改革的领袖人物太虚和他的弟子大醒、芝峰他们曾以猛烈的火力抨击佛教“不立文字”的传统观念，甚至严厉地指斥：“更有进者，误所证（不落言筌）为能证，妄执不立文字，默然终日，自谓禅宗正旨。”“卑学为教下，唯语录之是崇，哂戒律为小行，而清规之是尚，上智不敢非，下智不敢议，驯至我中华数十万僧伽，尽陷于迷信哑羊之流，罪其谁归！”至于改革以后的新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文学，这些年轻僧人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力的文学”、“人间文学”、“语体文学”等等，都是他们为“新佛教文学”在内容形式上做出的一些颇有现代意味的设计。可以说，民国期间，伴随着“人间佛教”运动的开展，沉寂已久的佛教文学也经历了从文言趋向白话，从雅言走向僧众，从庙宇走向社会，从丛林走向人生，从固守经义走向开放包容，从单一的依音声而证耳根圆通的功利艺术观念走向多元的抒情达意的艺术目的论的转型过程。如此种种，表现出的正是清末民初以来中国佛教文学由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发展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在大方向上与中国文学由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型的趋势无疑是一致的，尽管其发展的速度有快有慢，转化的态势或显著或隐约，转型的成果有的是成熟的，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