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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公民法制教育特点及对当代大学法律基础课教学思考 　　摘 要：民国初期20年，是我国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此阶段的公民法制教育有着法制教育思想不突出，教育内容日渐丰富和开始重视实践的特点。研究并分析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的特点，虽然存在缺乏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想等不足，但对当代高校大学法律基础课的教学有一定的借鉴和思考。 　　关键词：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法律基础课 　　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的特点 　　民国初期20年，是我国公民教育的快速发展阶段，有学者研究认为，此阶段公民教育有两个最明显的特点：百家争鸣的公民教育思想和百花齐放的公民教育实践。公民法制教育作为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在此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 　　1.公民法制教育思想不突出 　　民国初期，国内掀起公民教育研究的热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蔡元培“五育并举”的公民教育思想和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等，这些教育思想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重视，并直接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制度，但此阶段有关公民法制教育的思想并不突出。尽管蔡元培在提出“五育并举”的公民教育思想时倡导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自由、平等、博爱”， 有着非常鲜明的民主共和精神，但这并不是从公民法制教育视角出发的，而是作为公民道德教育的纲领提出，并以孔孟思想的“义”“恕”“仁”来支撑，与民主、自由、平等的资产阶级法制理念是截然不同的。民国初年晏阳初在国内发起声势浩大的平民教育运动，提出公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农民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民常识，发展团结力量，启发民族觉悟，训练自治能力，培养法治精神。但基于当时中国农村现状，主要力量还是集中于识字扫盲，对法治精神培养没有进一步研究。 　　2.公民法制教育的内容日渐丰富 　　虽然民国初期，公民法制教育思想并不突出，但在学校课程设置上增加了公民法制教育内容，并日渐丰富，而且除教育学家外，还有一些法学家也参与了有关教科书的编写和校订。 　　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教育法令，在中小学废除清末的读经讲经，保留“修身”课，但此时修身课的内容除传统道德外，有了公民法制教育的内容。以中华书局推出的八册《中华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为例，前七册内容涵盖日常生活习惯和孝悌诚实等传统美德，在第八册集中出现了关于公民义务与权利、自由与平等、守法纳税等公民法制教育内容，如在第十一课《守法》中写道：“国家本人民之公意，设立规则，以保治安，是曰法律。法律既定，全国之人皆当遵守之，不可犯也。国家若无法律，则强凌弱，众暴寡，人人皆将自危。共和国民以自由为生命，法律者，即自由之保障与范围。故真爱自由者，必先守法。”此外，教育部还规定在中学第四学年增设“法制经济”课，“授以现行法规及经济之大要”。 　　1916年，教育部公布《国民学校令实施细则》，规定修身科 “自第三年起兼授公民须知”，此被认为是公民知识正式进入学校课程之始，从公民须知“示以民国之组织及立法、行政、司法之大要”可见当时教育部在学校实施公民教育之初就非常重视法制内容教育。以1917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国民学校用《公民读本》（两册）为例， 除近代国家的政治结构和社会运行等相关知识外，有专门章节讲述国民之权利与义务、法律与道德、自治和选举等法制内容，该读本主要校订人是著名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王宠惠。 　　1922年，壬戌学制公布，原有的“修身科”改为“公民科”列入小学课程标准内，初级中学设立社会课，内容包括公民、历史和地理。我国学校公民教育至此正式发展起来，公民的法制教育内容也更为丰富。以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由著名法学家周鲠生编纂的初级中学用《新学制公民教科书》为例，该教科书分三卷：上卷讲社会生活和政治组织概念，中卷讲中华民国的组织及法律大意，下卷讲经济、社会问题和国际关系。在上卷和中卷的相关章节中，周鲠生对宪法、中华人民的权利义务、司法制度等法制理论都有所阐述，在中卷第四编法律中，周鲠生更是以法学家的身份深入浅出地举例讲述了法律的概念、渊源、分类，以及民法概念、刑法概念等他认为中国学生应该具备的法律知识。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国民党提出“党化教育”思想，并于1928年1月发布《各级学校增加党义课程通则》，后又改称三民主义教育。1929年8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课程暂行标准》，将公民科和三民主义课合并为党义科，公民科取消，刚刚起步的公民教育被“党化教育”所覆盖，直到1932年教育部为顺应教育改革的呼声颁布正式的课程标准，公民科才得以回归，但在课程目标中特别提出使学生明了三民主义、国民党之主义政纲政策要旨的要求。这时的公民法制教育，也同样深受“党化教育”影响，以1935年正中书局出版的初级中学教科书《公民》为例，在教材《编辑大意》中就明确指出“本书各册根据三民主义，阐明总理遗教，期以党义渗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