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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当代中国司法与民意关系走向 　　【摘要】随着当今传媒的迅猛发展和民众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民众之民意与司法的关系愈来愈引发人们的关注和思考。通过对司法与民意的关系剖析及社会热点案例的发掘，我们认为只有两者相互砥砺良性互动，司法才能由不独立到独立，民意才可能从不理性到理性，言论才能从不自由走向自由。 　　【关键词】司法；民意；审判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309（2011）04-0086-2.5 　　 　　纵观许霆案、邓玉娇案、药家鑫案等社会热点案件，其审判的背后，涉及到的都是民意与司法的关系问题。现代司法往往要面临的一种两难困境：面对民意所施加的巨大社会压力，一方面如果法官严格遵循现行法律规定，不考虑民众诉求等法律规范之外的因素，往往会因缺乏对社会需求的积极回应和灵活变通而得不到广泛认同，法官也会被质疑为法律的自动售货机，诉讼难、执行难的问题也会随之出现；而另一方面，如果法官不拘束于法规本身，而过多考量有关民意诉求，社会伦理价值等法律之外的因素，又会招致动摇司法权威、民意审判的诟病。因此，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和谐司法的时代背景下，正确认识和处理司法与民意的关系问题，成为一个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司法与民意的对抗类型 　　通说认为民意是多数社会成员对与其有关的公共事务或现象所持有的大体相近的意见、情感和行为倾向的总和。司法领域的民意则表现为非关联的社会大众针对重要的法律问题法律事件根据法律正义的外在社会价值通过多种途径所表达的一种意愿，一种诉求。在当今中国司法与民意的关系中主要存在两种类型的对抗。第一类是司法机构与民众基于对案件事实认知不一致而产生的对抗。公众因新闻媒体等的外在影响常做出与司法所认知的案件事实不同的判断。这种对抗其实并非是民意与司法本身的冲突，其内在实质在于司法机构和民众由于对事实认知的不一致而产生的两种观点对抗，这属于浅层次的事实层面的问题。对于此种民意，司法的态度是明显的，即在案件裁判过程中不应予以过多的考虑。因为没有任何足够的证据能证明民众通过传媒感知的事实一定比法官通过诉讼程序确定的事实更准确。基于此，法官应秉承法律的基本理性，遵循法定程序来认定事实并依法做出裁判。 　　第二类是司法判决与民众期望不一致而产生的对抗。这种对抗产生的原因在于面对同样的案件事实，社会公众的预期结果与法官根据法律所做的判断之间存在差距。以美国1898年焚烧国旗案为例。面对焚烧国旗这一事实，美国最高法院以五比四判定：在公众示威中焚烧国旗属于受宪法第一修正案“表达自由”保护的行动。而当时的民意调查表明，四分之三的美国人希望用法律来保护国旗。此类对抗，其实质在于就司法行为及法律等要素法官与民众之间存在不同的理解与认识，司法裁判的结果并没有满足公众的司法需求。虽然民意本身不具有强制性，但这种对抗的存在却体现了民众对司法的根本价值的质疑，如果不予以正确认识和积极解决，势必引发公民法律信仰危机，影响司法的正统性和权威性，民众甚至会“消极”抵抗法律的实施，影响司法定纷争的基本功能的实现，并进而消解对法律的信仰，损害司法的权威，诉讼难，执行难等问题随之而来。 　　二、司法与民意对抗的成因解析 　　对于第二类对抗，按照一般逻辑，法律是按照民主程序产生的体现民意的立法作品，是制度化，文本化的民意，从应然状态而言，依法判决与民众期望应该是统一的，法官依照法律裁判的结果应该完全符合于民众的立法预设，因此不应受到民众的横加指责。然而实际上两者冲突的个案不胜枚举，究其原因： 　　首先，立法和执法的非中立性。立法者在制定有可能涉及到本阶级利益的法律法规时，常常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有时甚至从获取不正当利益出发。比如当前存在的行政俘获即立法腐败，立法者接受拟制定法律的规制对象的行贿好处，在立法源头上就将利益向行贿者倾斜。如果这些利益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那么其制定的法律必然“先天不足”。立法的偏私又必然导致执法的不公。因为在立法者偏私的情况下，是不可能有公正的法官和判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公正是判决的形式，但不是它的内容，内容早被法律所规定。”①即使立法者并不偏私，其所制定的法律符合社会的发展要求，也可能因为执法者的利益与执法行为不脱离而导致执法腐败。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的司法时就曾说过“法律的运用比法律本身还要不人道得多”②再者是立法者和执法者认识能力上的局限性。法律要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需要立法者正确认识社会的发展要求并把这种要求准确地反映到立法中，但在我国立法发展和社会需求趋势之间尚有差距。同样，执法者也可能因为认识能力上的限制，在司法执法过程中对社会的发展要求形成错误认识。这样，即使法律本身是完备的，但只要一投入运行，就会产生负面作用。另外就是法律自身所固有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