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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钱钟书和他围城 　　摘要：钱钟书先生其人其学，深广大器令人叹为观止，“钱学”也毫无愧色自成一家之言。有人说，他在历史的沉默处发言，在历史的喧嚣处沉思。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决不走俗道。《围城》表面轻松，实则沉重的艺术氛围，深切蕴涵着披着喜剧外衣的“悲剧之悲剧”的精神实质，揭示了人的“围城”矛盾。 　　关键词：钱钟书；围城；现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11-0000-02 　　1998年12月19日的上午，“文化昆仑”钱钟书先生在北京辞世，享年88岁。钱先生在治学的“围城”中淡泊一生，培养和影响了几代学人。他的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是比较文化研究的经典之作。 　　包括钱钟书在内的40年代的作者错过了作家是英雄的战前时代，他们登上文学舞台的时候，正值绝大多数新作家在试图协助确立新的无产阶级文化。钱先生的作品大多出版于1946～1949年间，他的小说详细描绘了城市上层社会的厚颜无耻，他的批评明显述诸贵族趣味，因此尤其与当时知识界的主流格格不入。时光荏苒，当中国文学随着社会进入当代时期后，一些“被遗忘”的作家重新得到“钩沉”，其中，钱钟书在70年中期以后受到注意，1980年尾，《围城》在长时期的销声匿迹中重新露面，随即80年代掀起一股“钱钟书热潮”。 　　为何钱钟书能受到如此追捧？美国著名汉学家胡志德评价道，“在钱钟书身上，集中了中国现代文学的许多自相抵牾的现象。他决意避免卷入政治，却一直受构成中国过去50年历史的政治事件漩流的支配。他是一位表示要使文学脱离传记决定论的作家，可是他的最伟大的小说作品的主人公的生活，却酷似他本人。”[1] 　　钱钟书创作的基调是讽刺。“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那枝魔杖般的笔，又犀利，又机智，又俏皮，汩汩地流泻着无穷无尽的笑料和幽默，皮里阳秋.包藏着可悲可恨可鄙的内核；冷中有热，热中有冷。喜剧性和悲剧性难分难解，嬉笑怒驾，‘道是无情却有情’。”[2]这种讽刺艺术在《围城》中表现得炉火纯青。 　　《围城》，作为钱钟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曾经熠熠生辉（特别是在国外评论界），也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而长久默默无闻。这部令钱钟书用了整整两年时间“锱铢积累”而成之作，成为今天为许多人所公认的中国现代最伟大的小说。这部“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3]之作，也终以对现代精英的辛辣嘲讽，成就了钱钟书，令学人与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作者的忧患意识和理性批判。《围城》的魅力来自于其“冷峭的讽刺、机智的幽默、妥帖而出人意表的比喻以及洞烛入微的心理分析”[4]“《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5]夏志清如是评价道。 　　《围城》的故事发生在1937～1938年。小说以主人公方鸿渐的爱情、事业、婚姻、家庭等人生经历演绎着“围城”这一意象。所谓“围城”，正如书中人物所说，是脱胎于两句欧洲成语。英国人说：“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6]法国人的说法是：结婚犹如“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7] 方鸿渐对“人生万事，都有这个想法。”[8]的确，综观全文，方鸿渐的人生，爱情也罢、事业也罢、婚姻也罢，整个生活都似在一个“围城”之中，永远逃不出这“围城”所给予的磨砺和束缚。他在挣扎，不断地渴求冲出“围城”，冲出之后却又不断落入另一个“围城”。而他本身又是“围城”的铸造者。方鸿渐喜剧性的形象和悲剧性的遭遇的对撞可以说是一切矛盾的焦点。关于学业，他借着出国留学之风进了洋城，虽然心中对文凭和博士头衔十分鄙薄，却碍于父亲和岳丈的请求不得已弄张假文凭蒙混过关。因着“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商人，要看契据”[9]。于是，本应作为知识价值的见证的文凭俨然成了为给父亲挣得面子，为“报答”周经理提供的留学经费而不得不“造假”的产物；关于爱情，不管是与鲍小姐的苟且之情，还是与苏文纨的感情“误会”，或是与唐晓芙之间令人肝肠寸断的“真爱”，直到最后掉进孙柔嘉的爱情陷阱。小说中的各类人物，他们在“恋爱围城”中的种种纠葛、错位追求，始终无法逃出这样一个怪圈：无与空将是一切的尽头，不管怎样维护，到头来只是使他的人生充斥更多的精神困惑；关于事业，方鸿渐同样有着无处着落的困惑。从他在丈人的点金银行苟且度日，到离开上海至三闾大学任教，再到离开三闾大学到华美新闻社，可以说是其“职业围城”。在银行谋事反倒变成游手好闲之人，为逃避旁人盘问“酥小姐”、“糖小姐”之事，也为着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前程”，方鸿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