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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认定 　　根据我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的规定，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近年来，各级检察机关不断加大了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但对行贿罪却追究甚少。究其原因，主要是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要求过于“苛刻”，使办案人员难以界定和把握。也就是说，如何把握好“不正当利益”，是行贿罪定罪的关键。下面，笔者结合多年以来的司法实践，对行贿罪中“不正当利益”的认定谈一点粗浅认识。 　　 　　一、当前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几种观点 　　 　　当前，在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务界，对如何认定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主要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一)手段不正当说。该观点认为只要是采取行贿手段谋取的利益，无论该利益是否合法，都应认定为“不正当利益”。理由是除某些利益本身性质明确外，相当一些利益因取得的手段不同性质也不同。利益一旦与行贿这种非法手段相结合，利益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就具有了不正当性，因为手段的不正当性正好能证明目的的不正当性。 　　笔者认为，“手段不正当说”将利益的判断以手段是否正当为标准，其实质在于取消利益的独立性，将目的利益本身的性质等同于谋取利益的手段的性质，显然是不合理的。它把“不正当利益”的范围规定得过宽，即把谋取合法、应得利益而行贿，比如说某甲为讨回本应支付给自己的工程款而给有关领导行贿也认定为犯罪，会导致打击面过大，是不符合当前我国国情和立法机关的立法本意的。 　　(二)不确定利益说。该观点认为，利益按照合法性程度可分为三种：一为应得利益，二为非法利益，三是介于上述两者之间的不确定利益，是指根据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可以取得，但尚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利益，即可得利益。该说认为正确界定行贿罪中的不正当利益，关键在于解决不确定利益的性质和归属。对于不确定利益，必须与取得的手段相结合才有现实意义，当它与正当手段结合就是正当利益，当它与不正当手段结合就是不正当利益，以行贿非法手段谋取的不确定利益都应当归属于不正当利益。 　　笔者认为，“不确定利益说”实际是对“手段不正当说”修正，其实质仍是将谋取利益的性质等同于谋取利益手段的性质。 　　(三)非法利益说。该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是指非法利益，即法律、法规等相关规定所禁止或不被容许取得的利益。198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规定：“个人为谋取非法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行贿或介绍贿赂的，应按《刑法》第185第3款追究刑事责任。”因而，只要行贿人通过给予国家工作人员财物，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部门规章等明文规定的利益，即构成行贿罪。 　　笔者认为，“非法利益说”把不正当利益仅仅理解为非法利益，虽在司法实践中便于对行贿罪的认定，但规定过于狭窄，将违反国家政策、道德获得利益的行为都排除在行贿罪之外，为行贿人提供了法律空间，不利于打击愈发猖獗的行贿不正之风。 　　(四)违背道德说。该观点认为，利益并非仅受法律调整，亦有不受法律调整的大利益。如受道德调整，如此可见，“不正当利益”的外延要大于非法利益，它还应包括违背不与国家法律法规政策相抵触的规章制度、条例、规则、办法等所取得的利益和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而获得的利益。 　　笔者认为，“违背道德说”中的违法违规利益虽然比较容易认定和操作，但是违反社会主义道德而获得的利益，由于是通过人们的价值判断来界定的，主观性较强。且社会主义道德并不是一个成文的规定，用其来衡量利益正当与否，操作性较低。 　　(五)受贿人违背职务说。该观点认为，“不正当利益”应当从受贿人是否违背职务要求(不包含廉洁性要求)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这个角度判断。1999年3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在办理受贿犯罪大要案同时要严肃查处严重行贿犯罪分子的通知》中明确规定“要求国家工作人员或者有关单位提供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的也是“谋取不正当利益”，该规定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从受贿人违背职务的行为这一角度来认定行贿罪。 　　笔者认为，“受贿人违背职务说”从操作性上讲，从受贿者职务的角度来判断“不正当利益”，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可行性，且其界定行贿犯罪的范围也比较合适，既不会打击面过宽，也不会放纵犯罪，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该说从行贿的对象――受贿者的行为来判断行贿罪的成立与否，而不考虑行贿人的主观方面，显然是将“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行贿罪的主观要件错误理解为客观要件，尚不够严谨。 　　 　　二、如何正确认定行贿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 　　 　　笔者认为，要正确认定“谋取不正当利益”，应严格依照我国《刑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而不能单从学理上进行判断。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