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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屠杀与南京暴行的研究：范式转变与比较启示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原刊期号】20103 　　【原刊页号】83～93 　　【分 类 号】K4 　　【分 类 名】中国现代史 　　【英文标题】Holocaust Historiography and Nanjing Atrocity: Paradigm Shift and New Perspective 　　【作 者】尼尔·格雷戈尔/杨夏鸣 　　【作者简介】[英]尼尔·格雷戈尔，英国南安普敦大学人文学院（Highfield Southampton SO17 1BF U. K）；杨夏鸣，江苏省行政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南京 210004）。 　　【关 键 词】纳粹屠杀/南京暴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意识形态/殖民经历/比较研究 　　相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华日军南京暴行，纳粹屠杀的研究成果更为丰富、多样和体系化，研究范式经历了从“极权主义”到“结构主义”，再到“魅力权威”的转变。这一转变将加害者从希特勒及纳粹领导层扩展到整个德国社会，进而产生了颠覆性的结果，即第三帝国的犯罪不仅是大规模受害者意义上的“大”，而且还在于参与者的多；这一转变还揭示纳粹屠杀的受害者不仅仅是犹太人，还包括境内外大量的非犹太人。这一事实表明除了反犹主义外，第三帝国的系列意识形态信条，如民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构造了众多德国人愿意参与纳粹犯罪的条件。民族主义的心态和认同导致了受害者和加害者之间共有的人性感的降低，进而导致后者的道德标准的丧失；殖民活动与种族上的“他者”的出现使优越感和轻蔑的态度盛行，这些心态提供了纳粹屠杀和南京暴行比较研究的重要起点，而殖民地经历及暴力制度文化则是比较研究的重要内容。 　　一　　直到1980年代末，在第三帝国这一宏大的历史题材中，纳粹大屠杀一直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这一现象现在看起来是难以想象的。自那以后，有关纳粹大屠杀的研究已呈现出爆炸式的发展。与此同时，随着历史学家将越来越多的精力用于纳粹屠杀的起源、发展、影响及后果的研究，其他专业的研究者也越来越多地参与其中，提出他们的研究观点和视角，这使得相关的研究成果更加丰富和庞大。除了传统的被称为“历史”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框架的成果外，也有了专业涵盖多样，并得到各方承认的研究佳作，它们涉及了文学、电影、社会学、法学和考古学等诸多学科。如就纳粹屠杀的记忆研究这一相关的问题领域而言，很难说它独属哪一个专业。在如此众多的学科语境中研究“纳粹大屠杀”，探讨它的学术网络是如此的宽泛和多样，相关成果是如此众多，没有一个学者能够自信地进行完整的概述或全面地参与其讨论的各个方面。　　相关学术作品的扩散与传播是在一个更广泛的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即在西方世界的大部，有关纳粹大屠杀的记忆重现逐步占据了文化意识的中心。诸如《辛德勒名单》、《钢琴师》或《生死阅读》的电影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并在学术界之外激起了广泛的辩论。相关的展览和纪念成为欧洲及美国博物馆业的一大特征。那些与纳粹屠杀有直接和间接关系的国家纷纷建立受害者纪念馆——从小的、不起眼的、一个小村庄受迫害、遭驱逐的犹太人纪念馆到宏大的、由国家赞助的、纪念全欧犹太人受害者的纪念馆。与此同时，无处不在或易于接近的纪念场所，如对前纳粹集中营的展示和有组织的参观访问，特别是越来越重的商业气息导致一些人警告出现“大屠杀旅游”的危险，担心这样的活动会取代对过去犯罪和苦难的反思。　　此外，从对强迫劳工赔偿的辩论或德国正规军队参与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的讨论，到伊朗总统称纳粹屠杀为“神话”，似乎每年都有由大屠杀遗产所引起的国际事件，而且纳粹屠杀似乎成为评判其他的反人类罪的无可争议的准绳。对许多历史学家、活动分子和其他时事评论员而言，纳粹屠杀的独一无二性是不言自明的，本质上，其他的种族屠杀或殖民屠杀与其不可相提并论；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上述理解并非源自学术观点或长时间的比较研究，更多的是来自于感性认知。在这样的氛围中，大众文化遮蔽了对纳粹大屠杀的学术理解，换言之，所谓的纳粹屠杀的独特性本身就是“纳粹屠杀虔诚”文化的一种表达，反过来，类似的断言又强化了这一文化，而不是通过学术研究来展示其内涵。　　实际上，尽管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但正是此种文化倾向强化了一些人对所谓的纳粹屠杀独特性的坚持，同时，又加剧了另外一些人对存在的其他种族屠杀和暴行的敏感性。例如，过去20年对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的研究①，对19、20世纪之交欧洲殖民列强在非洲犯下的各种屠杀罪行的研究②，以及近10年来对南京大屠杀的关注③。但总的来说，迄今为止这些屠杀和暴行往往被忽视或是被边缘化。　　毫无疑问，尽管这些研究兴起的部分原因是20世纪末再次出现驱逐、屠杀和种族灭绝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