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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述文化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 　　 　　一、从一个有趣的话题说起 　　 　　在我国传统社会晚期,有“三大节”的礼俗,这就是元旦、冬至和“圣诞”,节期君民同乐,普天同庆。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和习惯?原来大有思想文化上的讲究。元旦是一年之始,皇上颁布的新年历开始实行,凡为臣民者均应遵奉执行,如果那个人胆敢不奉正朔,就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冬至过后,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黑夜一日比一日短,是阴、阳交争结束之时,从此阳气上升,而阳气表示君道,所以这时国君以最隆重的礼节祭天,并且只有他具有这种权力―――以示君权、天道相通,而臣民则是隆礼祭祖,于是君民共同报答天恩祖德;圣诞是正在坐龙椅的皇帝的诞日,天下者,皇帝之天下也,沐浴皇恩的臣民理当庆贺。这些习俗到20世纪仍有所延续,如民国初期依旧有法定的祭天仪礼,国家元首的生辰百姓也要过,如台湾出版“仁寿版”“二十六史”为蒋介石庆寿,“文革”期间大陆人民在12月26日吃面条给毛泽东祝寿,至于用什么纪年,仍然是政治态度问题。三大节是社会政治权威的体现,或者说是政治权威的象征,过三大节就标志政治权威的权威的存在。过三大节是人们的社会行为,行为的表现形式和内涵均有着丰富的文化成分,是行为与文化的结合物。社会行为与社会文化本身有着内在的联系,是统一体,因此在史学研究中将文化史与社会史结合在一起作统一的考察,是事物内在因素所要求的,是势所必然的事情。本文所说的文化,是将思想、意识、信仰、观念、精神都包含在内。下面将介绍学术界对“文化与社会”的研究状况,以及开展“文化与社会”研究对史学发展的意义。?? 　　 　　二、近年中外史家对文化史、社会史及两者关系的研究 　　 　　有学者认为,我国的文化史与社会史有“荣枯与共”的命运,20世纪80年代初文化史研究兴起,跟着社会史研究开展起来,前者似有后劲不足之势,而后者却以揭示社会精神面貌的社会文化研究作为特征之一,弥补前者的缺憾,并在一定程度上将两者结合起来。在国外,学术研究的思潮变化多端,流派纷呈,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从年鉴派到年鉴-新史学,到后现代主义史学,到政治史、事件史、叙事史、传记的回归,特别是新文化史的流行,与本文主题最有关系,下面就将中外学者业已关注的“文化与社会”研究内容缕叙一二:心态史学研究。心态史家认为每个人身上几乎都贮存着一些既成的观念,人的很大一部分思维和行动的习惯便由这些既成观念所构成。心态,指个人或人群无意识的精神内涵和不由自主的心理行为。心态史研究个人、群体行为的意识,决定其行为的价值体系和思维方式,所寻觅的意识,就是那种不易把握的概念模糊的思维活动,隐藏的潜意识,因其同人们的行为有更直接的关系,利用它研究社会历史,便有非同寻常的认识价值。心态与社会环境紧密相联,心态史成为社会史的组成部分。它的发展,文化的意味增多,出现“文化-心态史”,给予人的行为更多的文化意义的解释。比如明末至晚清的某些战争中,指挥官将裸体女人驱赶到阵前以抵挡敌军,是所谓的“阴门阵”。研究者指出,这是因为人们认为女阴是秽物,摆阴门阵是实行厌胜术,以瓦解对方,这是将心理中的污秽观用于战争。?? 　　物质文化史研究。物质文化史研究食物、服饰、器皿、建筑等有形的实物,任务是找出其中的礼仪制度,尤其是文化的涵义。学术界研讨服饰史,透过服饰时尚,看到人们追求艳、新、异的文化观;从美学的角度分清服饰中的雅、俗之别以及各色人等自身所塑造的形象;从对所谓“服妖”的态度观察各个社会阶层的社会观念及其间的矛盾,当社会下层服色违制,与社会上层服色无别时,社会上层出于优越感一面会反对、禁止服色逾制,一面会别创新装,以区别于社会下层,达到心理的平衡。?? 　　历史人类学研究。现在学者趋向于将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看作一回事,都成为历史人类学。历史家用人类学的方法、视角考察历史现象,通过婚姻、家庭、家族、宗教、信仰、语言作出观察,就中关注于人们的观念、心态、欲望、感情、知觉、风俗、习惯和行为,以明了行为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 　　大众文化史研究。大众文化内容多种多样,如民间信仰、民间宗教、民众意识、民间故事,甚至可以将社区文化,也即所谓“小传统”包括进来。关于民间宗教(秘密宗教、秘密教门、秘密社会)向为史家所留意,但过去多侧重在其源流、组织、事件诸方面,目前趋向于对其核心成分的信仰问题进行探讨。精英文化、统治者文化的文化霸权问题,民间文化对它有无抗争,有无自主性,有无对霸权文化的反影响?是大众文化史研究中经常讨论的问题。 　　表象史研究。表象是被人们感知的行为,是物体呈现在精神中的方式,包含形象、象征物、感知或感觉、代表性等。它是心态史的延伸。它研究对现实世界感知的历史,认为外界条件与人的反映不是一回事(不是有什么外界条件就会有什么样的反映),人们的行为,取决于人们对客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