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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的超国家梦想 金雁 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出台 2011年10月，还在俄罗斯总理任内的普京在《消息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新的欧亚一体化方案——未来在今天的诞生》的文章，引起人们的注意。此文一出，很多人认为他是在释放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的战略构想。果真，2012年5月，他就任总统后首批签署的文件《关于俄罗斯联邦对外方针的实施措施》再次强调：“把发展独联体空间的多边合作和一体化进程作为俄对外政策的关键方针，在俄、白、哈关税同盟和统一经济空间范围内加深欧亚一体化，并在2015年1月1日前建立欧亚经济联盟”。外交研究者认为，这说明普京新任期的强势外交的显著特点，调整了前任梅德韦杰夫致力于改善与西方国家关系的基调，又一次把注意力转向自己的前店、后院，重申对前势力范围“支配权观念”，希望把欧亚联盟打造成世界格局中的举足轻重的一极，与中、美、欧四分天下。 也有人认为，所谓的普京“新外交学说”其实并无新意，只不过是过去“超国家联合体”思想的又一次翻新，一个老话题的重新包装，是“迷你型精装版”的“亲俄力量”再整合。普京执政以后，反复向世界“大秀俄罗斯的肌肉”，以证明它的力量不断增长，这些做法无非是：第一，让国际社会承认俄罗斯仍是一个超级大国，其核力量地位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是唯一具备在短时间内彻底摧毁美国的国家。如果俄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它可以成为不负责任的国家，放纵觊觎核武器的各种各样的激进分子，那时各国后悔就来不及了。 第二，告诫那些前“卫星国”，只有与俄罗斯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才有光明的前途。欧美国家都深陷债务危机，本身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无暇顾及那些前来投怀送抱的前苏联国家。普京要让“势利小人”明白——要使用俄国的能源，没有特殊的关系就没有特殊的价格；先别急着更换主人，兴许“东家”还是老的好。俄罗斯采用这种方式，无非是希望在自家的“围墙”以外有一圈原来的小兄弟替它“看家护院”。基于国家利益，任何国家在地缘政治中都多少有些双重标准，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正如以赛亚·伯林所认为的，俄国是一个具有更多的“民族自恋”的国家，如果说其他民族或多或少都有“自恋”情结的话，那么俄罗斯的这种特质要表现的更浓烈、更露骨。 虽然普京在“欧亚一体化方案”中反复陈述：苏联时代“我主你辅”的方式已成为过去，欧亚联盟追求的是“每一个成员国都能体会到从超国家的联合中获益”的互利共赢，它是“按照平等、不干涉成员国内部事务、尊重主权和边界不可侵犯的独一无二的原则”而建立。但是了解苏俄史的人仍从中看到似曾相识的一幕。现今俄罗斯垂直权力模式的威权主义+民族主义的“混搭”结构，这种政权对潜在的伙伴吸引力有多大？，它真能转变“支配型”的思维定势，做到“成员国一律平等的原则”吗？ 新瓶装旧酒？ 以一个“一体化的整体”展现集团力量的思想在俄罗斯由来已久。谁都知道，一个国家再强大，也不能包打天下，也需要依托一个国际组织以壮声势。历代沙皇，从斯大林到普京，不管意识形态如何变幻，外交上都有一个共同的基调，一直强调他们的国家像一架没有围栏的婴儿车，在地缘政治上缺乏防御能力，又强调俄罗斯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需要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的地缘战略和卫星国家的扈从。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国家建构的图景中，它都是一个有“安全焦虑症”的国家，自然地理环境上一望无际的东欧大平原和冷兵器时代国土易遭侵犯的民族积淀，以及西欧、北欧国家领先于俄罗斯崛起的刺激，更有历史上蒙古人240年统治的记忆，使俄罗斯人头脑中有一种的“屏障缺乏感”的“安全忧虑”意识，加之靠中央政权对外扩张得来的辽阔领土造成的鞭长莫及的紧张感，总感觉别国都在觊觎它的领土。最后，在其国土上众多后进入帝国版图内民族，导致了国家民族代码识别的复杂性，使民族性的归属和身份认同具有宜散不宜合的特点。不占人口多数的俄罗斯“霸权性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念根深蒂固，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俄罗斯的国土安全意识强烈和不易摆脱超国家的梦想。 久而久之，这些基因沉淀变成了一种整个民族对“安全需求度”很敏感的自觉意识。在国境线以外寻找更大的安全空间是俄罗斯既定国策。它总希望把国土的疆界扩大到“相对安全”的地带，它把被包裹在中心地带的心理需求变成了一个主流社会心态。同时，俄罗斯又是一个非常敏感的国家，它需要别国承认它的世界大国的地位和“后苏联空间的优先利益区和特殊地位”。苏联剧变以后，俄国一度从世界一流大国的名单上消失，大国自豪感不再引发的全民族的失落和不平衡心态形成一个摆脱不掉的阴影——“收缩即灾难”。就像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的：“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罗斯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它需要解决的不仅是自己国内的问题，而且要解决全世界文明的问题。”（久加诺夫：《强国》莫斯科1994年，14页。） 叶利钦时代受金融危机的打击，俄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