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版《救亡报》文艺“中国化”话语分析.docVIP

PAGE PAGE 1 桂林版《救亡日报》文艺“中国化”话语分析 摘要：中国化是是一种社会现象，从长期来说，古已有之。在近现代历史上尤为显著突出。本文通过研究桂林版《救亡日报》中文艺“中国化”的相关内容，对之进行话语分析，以从其探究出在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化现象的历史意义和对现在我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参考价值。 关键字：桂林版 救亡日报 文艺“中国化” 话语分析 话语分析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研究对象的出现，特别是在法语领域的出现，一般来说，是语言学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必然会出现的现象。 这个新领域与语言学保持着复杂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又是经济被重新定义的。话语分析作为一种活动，正如它的内涵一样，它存在的前提是：特殊对象的生成、观念系统的状态、新颖恰当的研究对象的方法论的框架系统的状态。而中国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谓源远流长。早在东晋时期，高僧释道安就开始了对印传佛教的道统化改造 明朝末年，也有意大利人利玛窦主动将西方宗教儒学化的大胆尝试 可见，中国化现象自古有之，也非近代战争所催生， 也非中国共产党人所首创。古代这些可贵探索，虽然尚显狭隘，但毕竟已为特定场域下中西文化的平等交融培育了良好基因，这一基因延随中华文明上千年。直到近代， 才迫于时局的突变而发生了某些变异，也引发了时人对该问题的重新思考。本文通过桂林版《救亡日报》从1939年至1941年的文艺“中国化”进行话语分析，以期从中探索特殊时期文艺中国化的进情况。 战争年代，中国化这种文化现象渗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对中国大多数人民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从文艺方面来说，在当时的中国，为着了讨论“大众化”，我们便不得不记起死敌的“为艺术而艺术”；但我们反对“艺术”么？不是的，我们以为凡是一件能打动人心灵的艺术品，他一定是艺术的作品；当然，我们反对那欺骗民众，以民众看不懂为最高的所谓“艺术”；我们是以艺术为手段，使传达我们的情绪，如无线电的音波一样打动了观众，不是以“艺术”为目的，也即是说：不是以艺术的本身为至上的；尤其在抗战阶段，一切人力物力都应贡献于国家，而艺术也然，都应该为抗战而服务；也只有抗战的艺术，在现阶段的中国才是伟大，最需要的艺术。但是对于“大众”这个名词的解释，却很少有相同的，有的仅指工农而言，有的则连“小市民”也在内；有的更连知识分子也在内，有的还要把“大众”作为“一般”解释，“太太”、“哥儿”也算进去呢。因此，我们这所谓“大众”的对象不得不有“等差”了。我们也便觉悟到：所谓“大众”的作品，是否要上至“哥兄”下至“土头土脑”的乡下人都看得懂都喜欢呢？还是把作品分成给乡下人看的，或是专为“哥儿”看的？而所谓大众艺术者也便非常复杂了。但是，现在所谓“大众”者，大概是指工农而言；却也奇怪，是被认为没有文化—“蠢如鹿豚”的；因此也便无所谓什么“艺术”，好像是说：不管是白米还是番薯，只要能吃得饱便好了,也即是说,不必什么“艺术”只要看得懂便好了。可是大众看得懂的东西，未必便能感动大众，“大众化”的东西也未必对于「大众」是有益的。因此我们便想到以前所流行的“火烧红莲寺”和“文明战”， “连环图画”之类对于大众的流毒是多么大啊!所以说，单单依赖中国固有的艺术是不够的，还应博取世界现实主义的精神。凡死抱自佛脚不肯放的“仿古”是不对的，以“民间艺术”为第一也不对，以窃取西洋为专长也不对：而是基于民族的精神，创造新的适合表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战的艺术。中国的民族不仅是在打退日本法西斯，还在于建立永久存在于世界的民主国；艺术也是如此，当然，木刻当更应如此。木刻不仅是在于一时的宣传，而是在这次的抗战中吸取了新的内容，和创造出适合新内容的新形式！所以，“大众化”是艺术的一种手段，要感动大众还是需要真正的艺术的，艺术的不能取消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是一个次殖民地的国家，这就觉得了牠一向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在这里有资本主义国家最先进的因素，同时也有农业国家最落后的因素。这种情形同样的反映为意识形态的一部门的文字上面。在中国文坛上，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由外国带来的近代国家里的最时髦的流派，如未来主义，唯美主义等，但同时也能看见大鼓词，说书，唱词，小调，京戏，比较适合于落后民众趣味的文学。这两种文学，正如一九三九年的最新式的流线型汽车和中世纪的独轮小车同时在南京路上走一样。他们是同时并存着，而且各有各的读者观众。很少有相互的交涉。 是的，文艺大众化的问题，在一九二八年初，当新兴文学一抬头的时候就曾被提出来过：且是两个问题的提法，一开始就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范围里。 抗战以来，一方面，大众迫不及待的需要宣传教育，一方面，艺术需要向更高阶段发展。“大众化”的旧题目，又重新被提出来讨论：文艺风关于问题的理论，已经说得很不少了，同时正在开始实践着。漫画界关于这个问题，也零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