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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重建和反思 　　摘要：规范基础的问题是批判理论的中心问题，哈贝马斯构建了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这一问题加以阐明。然而，以语言理论为条件的交往范式遭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内特的质疑，霍内特在反思哈贝马斯语言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其承认理论为基础的交往范式。规范问题又回溯到了一个老的话题，即社会发展动力的问题。 　　关键词：批判理论;规范;普遍语用学;交往行为理论;承认 　　作者简介：张廷国（1962―），男，河南开封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现象学、现代西方哲学研究；马金杰（1974―），男，湖北潜江人，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从事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08）02-0030-05收稿日期：2007-08-12 　　 　　理查德?沃林认为：“关于批判理论之可行规范基础的问题，一直居于有关法兰克福学派遗产之当代争论的中心位置。”[1]（P63）而对于这个问题，哈贝马斯和霍内特无疑是两个极具代表性的人物。在哈贝马斯看来，无论是被奉为批判理论源头的马克思，还是第一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都没能对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进行先行的澄清。因而哈贝马斯构建了以普遍语用学为基础的交往行为理论，对这一问题加以阐明。然而，以语言理论为条件的交往范式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代表人物霍内特的质疑。霍内特提出了以承认理论为基础的交往范式。 　　 　　一 　　 　　规范的重建在哈贝马斯那里是在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名义下进行的。在哈贝马斯看来，“马克思的社会理论的规范基础从一开始就是不明确的”[2](P5)。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对规范问题并没有专门的讨论，因为“对马克思的实际研究目标来说，抓住并且从存在和意识上批判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理论的规范内容即现代自然法的政治经济学规范内容就够了”[2](P5)，同时，在马克思那里社会主义伦理学扮演了元伦理学的角色，缺乏需要辩护的规范来维持。另一方面，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将社会发展的动力建基于社会劳动的处理过于狭窄，没能为社会发展奠定稳定的根基。卢卡奇试图用无产阶级意识来弥补马克思理论的哲学向度（规范基础），但是，哈贝马斯认为卢卡奇犯了将哲学当成现实的错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对规范的处理将理性等同于工具理性，而对工具理性的拒斥和否定使得批判得以可能的规范基础的理性内涵被彻底地抽空了，批判理论不得不到哲学之外的审美艺术中去寻求理性的替代物，对理性的否定最终堵死了对作为规范基础的理性进行论证的道路。 　　针对上面的困境，哈贝马斯构建了交往行为理论：首先，用交往的范式取代了生产的范式，提出社会发展的条件不在于社会劳动，而在于社会交往；其次，发展了普遍语用学，为交往行为理性潜能的形成奠定了规范性的前提条件；再次，提供了系统说明社会发展的社会理论。 　　哈贝马斯从生产范式到交往范式的重建方案，一方面，（在哈贝马斯看来）克服了马克思学说的客观主义倾向，为规范的获得提供了可能。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通过把人类活动类型全都归结为劳动，从而客观主义的论证知识问题都是虚假的问题”[1](P62)，因而使得自己的理论从一开始就缺乏知识论或认识论的根基，也导致了缺乏明晰的规范。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的发展不仅仅表现在“劳动”，即生产领域之中，还表现在“相互作用”中，即主体间的道德实践学习过程中，而后者是前者得以可能的条件，前者是战略行为，可能导致对社会整体的危害，因而需要把战略的行为限制在以“主体通性”为基础的有约束力的规范范围内。这里无法详述哈贝马斯对这个问题的论述，但是，由生产范式向交往范式的转移，使哈贝马斯为社会发展提供规范奠基得以可能，主体间有约束的规范在哈贝马斯看来就是交往得以可能的一般条件，即普遍语用学。另一方面，交往范式的提出，突破了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的看法，重建了理性批判的可能性。哈贝马斯认为，早期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危机和困境是工具理性的危机，理性本身还是有合理的潜能的，理性除体现在目的和策略行为中，还体现在主体间相互理解的交往行为中。这样，传统的主体向度就走向了主体间向度，一种纯认知的主体就被改造为一个交往活动的社会实践主体，这种实践主体具有一种交互性和社会性特征。理性在这里不再是笛卡儿意义上的主体自我反思能力，而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规则意识。理性由此不再具有一个绝对的基础，但在现实生活中却仍具有普遍的规范意义，也就是立于主体间语言交往之中的普遍语用规则。理性重新获得了超验的批判力。 　　在哈贝马斯看来，社会相互作用的规范潜能就等于非强迫达到理解的语言潜能，语言中所表现出来的前提条件，就构成了人类交往的构造性规范中心。语言何以能成为交往的一个可靠规范基础呢？这是由内在于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