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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内圣外王与外王内圣思想悖论 　　摘要：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伦理型社会，政治泛道德化和道德泛政治化是它的典型特征。这种社会在政治制度的设计上对专制王权没有任何约束，诚然专制王权在道德方面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然而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用道德制约权力是不可能的。由于“内圣”与“外王”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致使“内圣外王”的理想化为鸟托邦，而真实的社会状态则是“外王内圣”。要想摆脱“内圣”与“外王”二律背反的窘境，只能另辟蹊径，寻找其他的批判武器。 　　关键词：传统儒家；内圣外王；外王内圣；二律背反 　　 　　一、问题的提出 　　 　　“内圣外王”的一整套学说是中国学者们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梁启超在《庄子?天下篇释义》中将“内圣外王”理解为“内足以资修养而外足以经世”。他说：“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做安人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外王”，“人格锻炼到精纯便是内圣；人格扩大到普遍，便是外王”。冯友兰在其《新理学》中指出：“内圣外王之道”是“中国哲学之精神”。他认为：“在中国哲学中，无论哪一家哪一派，都自以为讲内圣外王之道”。一个国家的哲学是它所处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国家的学术是其上升到理论层次的文化精华，“内圣外王之道”能够“包举中国学术之全体”，成为“中国哲学上之精神”，正说明了它在传统文化中所占据的主体地位。 　　“内圣外王”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根本就没有真正出现过，它只是人们对于理想的社会状态的天才设想；而严酷的现实却是“外王内圣”。那么，为什么理论和现实产生这么大的反差呢?许多学人立足不同的角度，经过审慎思考给出了见仁见智的解答，应该说他们的回答都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如果要从根本上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方面人手才能把问题交代清楚。因此本文将站在政治文化的视角，首先提出自己对“内圣外王”的理解，然后具体分析“内圣外王”的社会理想与“外王内圣”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内在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内圣”与“外王”之间矛盾的设想。 　　 　　二、应然的天才设想――内圣外王 　　 　　从发源处看，“内圣外王”的说法并不始于儒家，而是《庄子?天下篇》最早提出：“圣有所生，望有所成，皆原于一(道)”，此即“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是作者的人格理想，“外王”是作者的政治理想，前者讲修养，后者讲事功。在儒家著述中，完整阐述“内圣外王”思想的可能是《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第一章)所谓“明明德”是要求把自己的“明德”由内向外显现展示出来；所谓“亲民”在于推己及人，以用于世。这种明德外显，推己及人，以用于世才是儒家的至高理想境界，所以谓之日“大善”。《大学》把这个理想过程陈述为八个阶段，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五个阶段都属于内修范畴，后三者属于外显、外用，以后诸儒往往就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了。正式采用“内圣外王”一说的儒家学者是北宋的邵雍。《宋史?邵雍传》说：“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议论终日，退而叹日：‘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 　　“内圣”与“外王”是儒家人生理想的两极，内圣功夫即一心向善，自觉修养且持之以恒，外王是内圣的外在拓展。内圣与外王在理想中的统一表明古圣先哲们在观念深处隐藏着一种极为完美的社会政治理想。尽管历史上始终是霸业政治不断、暴君迭出，但是人们无论在情感还是观念上仍然期待由圣明的君主施仁行道以泽被天下。儒家政治文化是一种伦理色彩非常浓厚的政治文化形态，或者说是一种伦理型政治文化，它的基本思路是以道德伦理统摄政治，其理想社会是一个人人都有很高道德修养的社会。其解决社会政治矛盾、冲突的方式也是用道德的方式。孔子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他还讲：“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德治思想的基本意图是将仁德推行于国家政事，实行以德治国，以仁归众的统治。 　　思想家们之所以如此推祟德治主张，从社会根源上讲，是宗族制的影响。宗族制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一种依据血缘关系来维持的家庭式组织，其运行的基本原则是伦理原则。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血缘亲族关系，这一社会土壤是德治思想产生、存在的重要基础；从思想方面来看，追求德治社会是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儒家一以贯之的政治目标；另外在君主专制条件下，不可能建立起一套制度规范以制约专制王权。因此，“内圣外王”思想的提出，既是要求君主履行自己为君的道德义务，更是臣子们用“内圣”制约“外王”的实际行为。“内圣外王”思想之“内圣”的提出，就是要用“内圣”的道德情操来约束现实中道德素质不高甚至低下的君王。 　　 　　三、实然的社会现实―外王内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