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平：唐德的硬伤.docVIP

陈晓平：唐德刚的硬伤 　共识网导读：从专业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以说是浪得虚名之作，硬伤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自1999年岳麓书社推出了超级减肥版的《晚清七十年》以来，该书被无数名人非名人反复推荐，俨然成为中国近代史的“必读书”，唐氏也被捧上了神坛。由于“糖粉”阵容强大，批评的声音几被淹没。虽然唐德刚关于北洋海军“主炮晾衣”一说，已被海军史研究者陈悦驳得体无完肤，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唐氏治学粗疏，是一以贯之。从专业角度看，《晚清七十年》可以说是浪得虚名之作，硬伤太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本文拟引用可靠史料和学界研究成果，略举数例，暴露唐氏史学功力的不足，读者自可举一反三，重估该书的实际价值。近几十年晚清史研究成绩斐然，史料整理和考证方面成绩更加突出，已非唐氏所能想见。 　　本文所引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原文，用的是远流版五卷本，为免繁琐，仅注出册数和页码，如第四册第87页，注作“四，87”。 　　李鸿章 　　“李鸿章是荣禄的政敌。李之下放广州就是受荣禄排挤而去的。”（四，87） 　　李鸿章和荣禄的关系，唐德刚并不了解。除了甲午惨败让荣禄对李鸿章有些微词之外[1]，从我所搜集的几百条荣、李关系史料中可以看出，这两人长期以来私交甚好，政治上紧密合作，互惠互利，在理念上大体都属于“洋务派”的范畴。 　　早在光绪三年，荣禄筹设神机营机器局，即曾请李鸿章推荐洋务人才，李也鼎力相助，推荐了著名科技专家华蘅芳[2]。光绪十四年李鸿章在给李经方的家信中，特地嘱咐儿子去看望荣禄，提醒“叶[荣]仲华交好廿年，晤时问伊脚气好否，洋医有效否。尔须称老伯、小侄，不作官话。”[3] 戊戌政变时奏请太后训政的杨崇伊，既是李鸿章的儿女亲家，也是政治上的盟友。杨崇伊事前专门到天津与荣禄密商。政变后英、日为营救张荫桓，托李鸿章通过荣禄向太后进言，卒得减罪流放，也可见出李、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关于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一事，徐一士在《凌霄一士随笔》中分析：“当召刘谭来京，两江总督系以江苏巡抚鹿传霖署理，而两广总督则特简鸿章往署。盖荣禄助鸿章得之，已预为真除地矣。”[4] “百日维新”之前，李鸿章被光绪帝逐出总署，此后即投闲置散，没有得到任何实缺，此时得以授两广总督，正是求之不得。江苏、广东是富庶省份，晚清官场皆以两江、两广总督为极优之官缺。李鸿章本人也感觉到后起满洲权贵排挤开明汉族大臣，希望离开北京这个是非之地。这次外放，实是荣禄鼎力相助，唐德刚居然视作“排挤”，真是南辕北辙了。 　　北京陷落以后，荣禄暂驻保定，慈禧曾令荣禄入京作为“会办全权大臣”参与谈判；李鸿章接到荣禄通过袁世凯转递的密信，奏请让荣禄回“行在”当差，一方面可通过荣禄说动慈禧彻底调整政策，另一方面也为荣禄解围，是“投桃报李”之举[5]。尽管荣禄在围攻使馆过程中采取“明攻暗保”手法，向使馆输送食品，促成驻京公使与本国通电报，只因他手下的武卫中军曾参与围攻使馆，使他不适宜出任谈判角色。李鸿章这个果敢行动收到明显成效，荣禄抵达西安的第三天，清廷立即开始大规模惩办“肇祸诸臣”，将端郡王载漪、庄亲王载勋等人革去职爵暂行圈禁[6]。两人配合十分默契，“政敌”之说，可以休矣！ 　　“命于式枚草遗折荐袁世凯代己为直隶总督”（四，184） 　　李鸿章临终推荐袁世凯的神话，只因《李文忠公全集》《文忠公遗集》没有收录遗折，以讹传讹达一个世纪。这封遗折，在《西巡大事记》及《一士谈荟》一书均有全文[7]，没有只字提及袁世凯。袁世凯研究专家刘路生在前人研究基础上作了严密考证，彻底排除了遗折、附片保荐袁世凯的可能。由于李鸿章事先未作安排，临终时已口不能言，这份遗折是由其幕僚于式枚在李氏去世后草拟的，不是出于李鸿章口授，故《李文忠公全集》编者吴汝纶、《文忠公遗集》编者李国杰不予收录。在得到李鸿章死讯后二三个小时，谕旨立即命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显示太后此前已拿定主意[8]。袁世凯得以署理直隶总督，如果有太后以外的因素，那么，列强的推崇、荣禄的提携比较关键，盛宣怀也出力不少[9]，与李鸿章没有丝毫关系。 　　翁同龢 　　和李鸿章“平分朝政”？ 　　该书第三册如此谈论翁同龢：“在小皇帝日渐长大，垂帘老太后预备‘归政’之时，同龢正是当朝的‘宰相’——加太子少保衔的‘协办大学士’；两入‘军机’，兼总理各国事务。他与那时权倾朝野的李鸿章，简直是平分朝政。”（三，173-174）。 　　事实是，从来没有存在过李鸿章和翁同龢“平分朝政”的时期。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李鸿章继曾国藩之后任直隶总督，后兼北洋大臣，二十多年里一直是太后深所倚畀的重臣。而翁同龢初入军机在光绪八年（1882年）十一月，领班的是威望素著的恭亲王奕訢，根本轮不到翁氏掌权。光绪十年三月，恭亲王和翁同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