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梁启超国家理念.docVIP

试析梁启超国家理念 　　摘要：20世纪第一个十年是中国现代理想诞生的年代，当时，许多报刊都传播过“主权在民”的现代国家理念。但民族危急的形势使梁启超接受了以民族国家为目标的国家主义学说。他虽然也谈民主、自由，但出发点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权利。《新青年》时期，高一涵、陈独秀等努力传播现代国家观念、培养现代公民意识。对新文化的建构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欧游心影录》时期的粱启超主张的“尽性主义”显示出他已经超越了《新民说》时期的国家主义，完全理解并具备了现代的国家理念。 　　关键词：梁启超；现代国家理念；国家主义；尽性主义 　　中图分类号：B25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5-0109-03 　　 　　1901-1911年是中国现代理想生长的年代。当时，许多报刊都发表过传播“主权在民、政权民授”的现代国家理念的文章。一位“佚名”作者在《国民报》、《直言》、《浙江潮》、《国民日日报》、《大陆》、《游学译编》等报刊上连续发表了《说国民》、《箴奴隶》、《公私篇》、《权利篇》、《教育泛论》、《论文学与科学不可偏废》等一系列文章，论述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张扬公民的个人权利，撒播现代国家理念，批判奴隶性格，呼唤现代国民意识。但这种理想仅仅诞生在最先接触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心中，大多数人还没有把握和理解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现代国家理念。囿于当时民族危急形势影响，多数人接受的是以民族国家为目标的国家理念。严复、梁启超等晚清思想者大多有很强的救亡意识，他们虽然也谈民主、自由，但出发点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权利。 　　 　　一、国家主义 　　 　　在梁启超信奉国家主义之前。他一直徘徊在卢梭的民约论和伯伦知理的国家论之间。国家、政府、人民三者之间的关系及其位置不断地被梁启超重新布置。他曾经说过：“国家为人民而立者也。君主为国家之一支体，其为人民而立。更不俟论。”“国家与人民一体。”他捍卫过卢梭的观点，“卢梭以前诸学者，往往以国民之主权与政府之主权混淆为一，及卢梭出，始别白之。以为主权者，惟国民独掌之，若政府不过承国民之命以行其意欲之委员耳。”由此看来，人民不但高于政府。甚至还高于国家。但在稍后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中，梁启超又表现出对卢梭学说的贬抑和对伯伦知理学说的赞誉。他说：“伯伦知理之学说，与卢梭正相反对者也。虽然，卢氏立于十八世纪，而为十九世纪之母，伯氏立于十九世纪，而为二十世纪之母。自伯氏出然后定国家之界说，知国家之性质、精神、作用为何物，于是国家主义乃大兴于世。前之所谓国家为人民而生者。今则转而云人民为国家而生焉，使国民皆以爱国为第一之义务，而胜强之国乃立。十九世纪末世界之政治则是也。而自今以往，此义愈益为各国之原力，无可疑也。” 　　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指出：“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又说：“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在《沦政府与人民之权限》中梁启超认为政府是人民选出来保护人民权利的：“政府者。代民以任群治者也。故欲求政府所当尽之义务。与其所应得之权利，皆不可不以此原理为断。”政府之义务虽千端万绪。要可括以两言：一日助人民自营力所不速。二日防人民自由权之被侵而已。率由是而纲维是。此政府之所以可贵也。苟不尔尔，则有政府如无政府。又其甚者。非惟不能助民自营力而反窒之，非唯不能保民自由权而又自侵之，则有政府或如无政府。”如何保护人民的权利?他认为要通过法律界定政府的权限。“虽民政之国，苟其政府权限不定，则人民终不得自由。”若夫贵自由定权限者，一国之事，其责任不专在―二人，分功而事易举。其有善政，莫不遍及。欲行暴者，随时随事，皆有所牵制。非惟不敢，抑亦不能。以故一治而不复乱也。是故言政府与人民之权限者，谓政府与人民立于平等之地位，相约而定其界也。”梁启超虽然认清了政府与人民的关系，但又在政府和人民之外加了一个国家。认为国家高于政府和人民。这显然是张扬伯伦知理的国家论学说，把国家看成是权力主体、“人格国家”和国家有机体。“故谓政府为人民所有也，不可；谓人民为政府所有也，尤不可。盖政府、人民之上，别有所谓人格之国家者。以团之统之。国家握独一最高之主权，而政府、人民皆生息于其下者也。” 　　梁启超看到了中国的专制制度侵害了人民的权利，中国先哲的仁政说不能维护人民的自由。他说，中国先哲言仁政，“不能禁止二千年来暴君贼臣之继出踵爬”。原因就是“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没有法律限制治人者，政府的权限没有界定。“故言仁政者，只能论其当如是。而无术以使之必如是。”但梁启超又为中国先哲的仁政说鼓吹造势，认为那是正当合理的。他把政府与人民的关系比作父兄与子弟的关系：“当其孩幼也，父兄之权限极大。一言一动。一饮一食，皆干涉之。盖非是则不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