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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政策权力宪法性配置研究 　　摘要：不可兑现的纸币的信用基础是发行人透过货币契约对货币购买力所作的承诺，这一承诺是设定货币政策权力的目的性依据和约束性前提。从维护持币人权利的角度考量，货币政策与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存在冲突的可能，货币政策权力有被金融机构俘获的风险，需要将货币政策权力置于宪法性约束机制之中，以保证货币政策的相对独立性。实现货币政策独立，需要在宪法性层面有效配置货币政策权力，其主要方略是：保障持币人对货币决策的参与和监督权，控制货币当局的货币政策制定权，约束行政当局的宏观调控权，反制金融机构的货币软权力。 　　关键词：货币契约；货币政策权力；持币人权利；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DF438.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3―0109―07 　　 　　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曾说：“货币是一件奇特的物品，它与爱并列为人类最大的快乐之源，同时它与死亡一道成为人类的忧虑之源。在历史长河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受制于它，其方式不外乎两种：货币丰富时缺乏稳定，货币稳定时却非常稀少。当然对许多人而言还有第三种痛苦：货币既不稳定又十分稀少。”金融危机的事实也表明，货币数量与币值之间的相悖性导致了货币的不稳定。而纸币制度与货币政策使货币的不稳定性面临进一步升级的危险与可能。纸币制度具有先天的信用缺陷，而标榜公共干预的货币政策也并不必然值得公众信赖。将货币的不稳定性通过货币契约的确定性予以消解，可能是保障货币权利的可选择法律手段，但关键还在于国家对货币契约的信守。货币契约中，持币人的权利应当获得尊重，在这一先决性前提之下，货币政策权力应受到严格的宪法管制。 　　 　　一、货币契约：货币政策权力的宪法性配置前提 　　 　　金融危机首先是一种货币现象，进而还是一种社会现象和法律现象。因为，“在哲学意义上，所有的货币都是信用，所有的资产都是资产表中另一方的负债”，并且，“信用是一种法定特权而非实际物质或其他什么东西”。发行人透过货币向持币人所作出的信用承诺，在事实上形成了发行人与持币人之间的货币契约关系。由于货币发行权力一般为国家所垄断，货币契约也就成为约束发行人法定特权与保障持币人权益的宪法性契约。国家藉由货币契约所作出的承诺是构成货币信用的唯一基础，也是制定和执行货币政策的唯一合法依据。当货币政策权力不能用于保障货币契约时，货币就有失去信用前提的危险，危险累积的后果之一即是金融危机。 　　(一)货币契约是维持货币信用尤其是纸币信用的宪法性前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写到：“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就一般等价物的属性而言，人类选择货币的过程似乎只是一条客观社会规律的运动轨迹，与法律无涉。但是当货币从金银向铸币转换，并最终以不可兑现的纸币形式体现时，我们所称之为“货币”的东西已经演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信用符号，其信用基础早已不是金银作为特定商品的价值，甚至也只在表象上由政府财政予以担保，其真实基础仅仅是货币发行人向所有持币者提供的契约信用。 　　公共财政与货币信用具有天然联系，但是在不可兑现的纸币条件下，货币之所以被接受，是因为持币者可将其用于包括纳税在内的一切支付。持币者所享有的这种货币购买力并不以政府财政担保为前提，而是由法律的强制力直接予以确认。而且，公共财政以公共产品的供给为目标，长期来看并无盈余，客观上不存在用以兑现货币债务的物质条件。此时，政府提供的货币信用就只是货币契约本身，而不是任何其他物质财富。于是，货币形式从商品货币最终变成了制度虚构出来的共同信念。这种信念在其不动摇时能造就繁荣，在动摇时造成萧条的威力也同样巨大。所以，有学者写道：“货币的每一次更新，都是意志对经验世界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新世界的希望和信念。货币的设计者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思维的产物能够创造如此大的活力，也包含着巨大的风险。” 　　纸币在制度设计上天然依存于货币契约，发行人透过货币政策对契约内容的任何更改与变动都意味着对货币权利的调整，货币契约的真实性和稳定性必须以发行人权力受到宪法性约束为前提。货币并非一般私法意义上的债权债务，甚至难以用债权的观念来准确阐释。凯恩斯富有洞察力地指出：“人们持有货币不是为了货币本身而是为了它的购买力。”而货币的购买力不仅由发行人的强制力予以保证，每一货币单位所对应的购买力水平也受到货币发行人权力的极大制约。因此，与发行人的债务清偿能力相比，持币人更关注发行人对货币权力的行使，以及货币权力对货币购买力的影响。并且，能够约束发行人货币权力的力量，显然不是市场交易机制本身或者货币发行人的道德秉性，也不可能是私法意义上的契约限制，而只能是宪法性的限权机制。 　　 　　(二)保障货币购买力真实是货币政策权力的功能性目标 　　货币是国家指定给人民储存财富的工具以及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