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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康盛世：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摘要]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战争，终于“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灭薄姑、奄和淮夷等，平定了叛乱，将东部疆域扩展至海边，东北部疆域扩展至今河北省北部一带，从而巩固了新生的西周王朝。 西周成王和康王时期，是被历代史家广为称颂的我国历史上所缔造的第一个“盛世”。成王和康王在位时期，处于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阶段，在这样的阶段出现“盛世”，不但具有其时代特征，而且对它的缔造及其由盛而衰等问题的研究，还具有重要史鉴价值。 周康王画像 西周成康时期为历史上的“盛世”，这绝非是史家的蓄意粉饰，而是一种客观存在 “成康盛世”之“盛”，若要同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开元盛世”或“康雍乾盛世”之“盛”相比，自然要逊色得多。虽然如此，但在历史上如同“成康盛世”这样的盛世还是不多见的。“成康盛世”之“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奄有广阔疆域。西周经武王灭商，分封诸侯，周公东征平叛，成王、康王继续分封诸侯和开拓疆域，使西周的疆域规模基本形成。《诗周颂执竞》亦云：“丕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其意是说，成、康二王治周，立下了大功，得到了“上帝” (即天神)的褒扬；在成、康二王时，开拓和奠定了西周广阔的疆域。 2.以“礼乐”经邦治国。在西周时期，以“礼乐”经邦治国是颇为突出的。“礼”即礼制，亦即西周奴隶制的等级制；“乐”即舞乐，亦即西周奴隶制的舞乐制。西周礼乐制的内容很广泛，举凡政治、经济、军事、伦理、教育、司法、宗教、风俗等无不关涉。《礼记曲礼》记述道：“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足见，西周礼乐制是关涉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的。 西周时期，“兴正”包罗万象的礼乐之制是与经邦治国密切相关的。正如《韩诗外传》所说：“为人上无礼则无以使其下，为人下无礼则无以事其上”。而《左传》则说得更加明白，如说西周之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从礼乐制的内容、特点及其作用可以看出，成康时期礼乐制的“兴正”，自然对巩固西周王朝、稳定西周社会，起到了积极作用，并开了我国历史上以“礼乐”经邦治国的先声。 3.“刑错四十余年不用”。在《史记周本纪》中，有“成康之际……刑错四十余年不用”的记载。这一记载表明，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是“成康盛世”的重要标志之一。《史记》集解引应劭的话阐释说：“错，置也。民不犯法，无所置刑。”应劭之意是说，西周成、康之际，民不犯法，社会安定，统治者故未制订刑律，用以维护统治地位和社会秩序。西周前期，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统治者主要采用分封制、宗法制、礼乐制、井田制等制度治国。从这个角度来看，成康之际四十余年间，尚未完全实行以法治国方针的记载是可信的。 4.天下安，“民和睦，颂声兴”。成康太平盛世的“盛”况，史书多有记载：《史记周本纪》说，成王时，社会呈现”民和睦，颂声兴”的“盛”况。《史记》集解又引何休的话解释说： “颂声者，太平歌颂之声，帝王之高致也。”到了康王时，又出现了“天下安宁”局面。东汉王充在《论衡》中也指出：“夫文、武之隆贵在成、康”。西周成康时期为历史上的“盛世”，这绝非是史家的蓄意粉饰，而是一种客观存在。 “成康盛世”的出现既有周文王治岐之功，也有武王灭商建周之效，尤其与成、康二王采取重大治国举措密切相关 “成康盛世”的出现，是周族人长期辛勤缔造的结果。其中既有周文王治岐之功，也有武王灭商建周之效，尤其与成、康二王采取重大治国举措密切相关。 1.周公东征平叛。周公辅政后，担心乘武王之死，“诸侯叛周，公乃摄行政当国”。周公此举，竟引起了“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并在各自封国内散布不满周公的流言蜚语，说什么“公将不利于孺子”。在此情况下，武庚以为有机可乘，于是和管叔、蔡叔等相勾结，并联合原商朝盟国，如薄姑、奄、淮夷等发动了反周叛乱。 武庚与管叔、蔡叔等发动的叛乱事件，严重威胁着西周王朝，于是“周公奉成王命”，东征平叛。经过三年多的艰苦战争，终于“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灭薄姑、奄和淮夷等，平定了叛乱，将东部疆域扩展至海边，东北部疆域扩展至今河北省北部一带，从而巩固了新生的西周王朝，为“成康盛世”的形成创造了重要条件。 2.成王营建东都洛邑。西周所封诸侯国，大多在洛邑的东、北、南三面地区。东都洛邑的营建完成，客观上便利了对各诸侯国的统辖，而各诸侯国在当时交通不便的条件下，向周王室的贡献也方便多了。所以，周公当时曾说：洛邑在“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尚书周书康诰》甚至说：“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东都洛邑的营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宗周丰镐对黄河下游等地管辖上鞭长莫及的困难，对“成康盛世”的形成同样起到了重要作用。 3.康王实行拓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