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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怒症――多视角下心理学思考 　　2015年7月9日上午9点45分左右，常州的两辆B11公交车由南向北相继驶上广化桥，由于路段较为拥堵，两车各占一个车道一前一后停在桥上，再次启动后，前一辆B11公交车在变道时，不慎擦到了后车的左侧反光镜。之后，双方推搡了将近一分钟的时间。无独有偶，2015年10月10日上午9时许，在武汉的一公交车站附近，两位公交车司机因为别车、加塞怄气，抛下数十名乘客下车扭打，最终两败俱伤。这两起“路怒症”事件无一不引发了民众的广泛关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了公交车司机的路怒症呢？对此又可以做些什么减少这一现象呢？本文将从多个视角下对路怒症进行剖析，并就此提出心理学的几点思考。 　　一、出现路怒症的原因 　　林启万等（2012）指出，“路怒症”（Road rage）等同于攻击性驾驶行为。Mizell（1997）认为攻击性驾驶是一类事件，在这类事件中，由于争吵、纠纷或不平，一个愤怒或急躁的驾驶员蓄意伤害或谋杀他人。与此同时，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1997）将攻击性驾驶定义为一种危害或倾向危害人身财产安全的驾车方式。骞宪忠等人（2011）认为路怒症指带着愤怒的情绪驾驶，形容在交通阻塞情况下驾车压力与挫折所导致的愤怒情绪，经常被超车、拥堵或看不顺眼的现象激怒，并因此出现粗话、谩骂、过激、甚至大打出手的行为。徐志敏、吴建平（2015）认为路怒症是有现在的道路、驾驶压力所导致的驾驶者的失控的攻击性的驾驶行为，其中伴随着愤怒的情绪会指向其他的驾驶者、乘客或者是无辜的行人。虽然国内外学者对路怒症的表述各不相同，但基本都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共性：首先，驾驶员伴有愤怒、急躁等情绪体验；其次，驾驶员出现谩骂、甚至是失控的攻击行为；最后，驾驶员的行为会对他人、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为什么路怒症能引发媒体和民众的广泛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值得我们关注和思考的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客观因素 　　首先，道路拥挤状况愈发严重。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为了出门更加舒适和便捷，越来越多的居民选择私家车作为出行工具，从而导致机动车数量急剧增加。但由于网路承载能力有限，交通拥挤情况一直未得到有效改善，加之部分驾驶员驾驶技术欠佳、占用公交车专用通道，交通拥堵程度进一步加深，从而引发公交车司机路怒症。目前，城市道路交通拥堵已经成为阻碍城市快速健康发展的一个主要问题，如若不采取措施，到时由交通拥堵所带来的路怒症问题将一发不可收拾。 　　其次，相关部门执法力度不够。在现实生活中，有部分驾驶员抱着“我有钱不怕罚”的畸形心态，对执法部门的处罚不以为然，更有甚者抱着“法不责众”的从众心理，置法律规定于不顾。对这种公然蔑视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加大对其处罚力度。既然“批评教育”已不能形成对违法行为的有效监管，那么加大对交通违法行为者的处罚力度，提高其违法成本势在必行。 　　再次，公交系统开展的培训，重技能而轻素质。目前，我国国内的企业培训内容往往是围绕着对知识和技能方面而展开的，却忽略了更为重要的员工素质培训。我国多数公交车系统也仅仅是对公交车司机一些必备的技能进行了培训，而并没有对员工心理素质、人际沟通等其它方面进行培训。此外，培训的内容往往只是抽象的理论方面，脱离了实际情况。这种缺乏针对性的应急式培训很容易使员工产生排斥心理，培训效果可想而知。 　　最后，事件本身激惹性。道路拥挤程度是导致路怒症的出现的重要因素，但事件本身的激惹性也是重要的导火索。比如，非机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自行车骑得靠中间、轿车占用公交车专用通道、超车等。此外，作为一天为上百位甚至是上千万乘客服务的公交车司机，难免会遇到素质不是很高的乘客，这些乘客本身也具有激惹性。比如，乘车不投币、强行从上车口下车、随地吐痰、乱扔纸屑等。这些事件本身的“杀伤力”并不是那么强，但当其数量累计到一定程度时，或许随地吐痰这种看似不起眼的行为就成为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主观因素 　　不可否认一些客观因素诱发了路怒症的出现，但主观因素同样是路怒症产生的重要原因。引发路怒症的主观因素一方面是个人的人格特质。Hennessy和Wiesentha（1997）测量经历过市中心主干道上高峰拥挤时间段的驾驶员的紧张特质和紧张状态。结果表明，具有高特质紧张的驾驶员会表现出高水平的急躁和愤怒，并伴有较多的鲁莽驾驶行为。Galovski（2004）研究表明A型人格的人会参与更多的冒险的驾驶行为。另一方面则是公交车司机所承受的压力。公交车司机作为社会服务人员，面临着安全服务工作压力、交通法规的纪律压力、素质提高自我增值压力以及上有老和下有小的家庭生活压力。这四大压力若长期得不到有效排解，极易诱发心理问题，而那些心理调节能力较弱的驾驶员有可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