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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白在时间缝隙里构建空间 　　谷白 　　本名顾绍文。1963年毕业于上海市向阳中学（高中）。历任上海市总工会《工人创作》编辑部编辑，《萌芽》杂志编辑，《中外电影》编辑部编辑，收获杂志社编辑、出版部主任，上海市作家协会影视剧本创作中心专业作家，文学创作二级。 　　谷白先生约我在绍兴路的汉源书店见面，私心里就赞了一下他挑地方的品味：在40度的上海，还有什么比这条窄窄的短短的然而树荫满满的小路上的这间玻璃橱窗通透冷气又足的安静书店更适合等人呢？事实上，除了品味，这样的安排本身就显示了他作为“骨子里的上海人”（沈善增语）的那种妥帖与周到——这是一个在地理上距离我的杂志社和他的家都不远的位置，并且，任何一方如果因为什么早到或者迟到了，等待的那个人在这一屋子的书海里也是怎样都不会无聊的。 　　当然，妥帖如他，自然是不会迟到的。下午三点太阳最炙热的时候，谷白穿着素色棉布衬衣，戴着一副雷朋太阳镜如约而至，笑眯眯点上一壶茶水替换了我的咖啡——“年纪轻轻的，喝茶好”；然后熟悉自如地与我聊了聊共同的熟人轶事——自然，于我都是师长，与他都是老友；这时候再聊到他和他的创作，大家都少了很多“采访与被采访”的生硬心情，一切都变得流畅自在起来。 　　“伟人也有爱情，伟人也会软弱” 　　提到剧作家谷白，他的“时间三部曲”自然是绕不开的代表作，这个由《邓小平1928》《高考1978》和《黎明1949》组成的系列，巧妙地选择了三个非常具体的时间点，利用真实存在的领袖人物或宏大事件，从材料中索引细节，又以细节为基础合理虚构，从而构建出了亦真亦幻的剧情世界。 　　2004年，出自谷白之手的《邓小平1928》上映，电影独辟蹊径，讲述了1927年深秋至1928年初夏，邓小平凭着过人智慧和无畏胆识，在危机四伏中出生入死、化险为夷，保障中央领导机关的正常运作的故事。如果说这一些剧情还只是角度特别点，那么这部戏还有一个惊人的亮点，就是创造性地在剧情中动人地描绘了邓小平与第一任妻子张锡媛的浪漫爱情。说到这个创意，十年过去了，古稀之年的谷白依然露出了得意的神色：“这个剧情完全是我通过邓小平女儿毛毛所著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推理’出来的，在此之前所有涉及邓小平的文学影视作品都鲜有提及，而我之所以敢作这个推理，正是因为毛毛的回忆录里提到了她。” 　　以领袖人物为主角的作品之所以难写，除了各种敏感因素以外，最痛苦的莫过于那些你知道的素材所有人都知道，而一般人难以触及的隐秘细节，你也很难有途径知晓。于是，谷白找来了关于邓小平的各种材料，做年代索引，做事件记录，做人物关系图谱，做到张锡媛的时候忽然福至心灵：毛毛是没有直接接触过张锡媛的，所以她对张应该完全没有主观态度，那么在她的文字里所体现出来的那些描述和评价，唯一的来源就是她的父亲啊——所以，虽然邓小平没有留下直接叙述张锡媛的记录，但，这不就是最直接的记录么。顿悟之下的谷白仅用月余时间就塑造出了一个人们从未见识过的“邓小平”，一次就通过了“重大办”、邓小平办公室的审核和邓家后人的肯定，甚至还获得了难得的“正反面形象均丰满”的好评。《邓小平1928》的成功，使谷白对人物形象的刻画有了心得——合情合理、细节精确。为此，他举了个通俗例子：“如今的爱情剧，各种凄美故事轮番登场，赚人眼泪。然而如果观众看完了心生疑惑——但是在最开始他为什么会爱上她？这问题一出，整个作品都可以‘回家歇着’了。反过来说，倘若看到最后，观众会禁不住追问——他为什么还是不能爱她？这就说明作品的内核足够坚硬了。” 　　也正因为如此，轰动一时的电影《高考1977》虽然引发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和共鸣，社会反响强烈，然而作为编剧之一，谷白却坦言，电影有着不小的遗憾，“甚至背离了创作的初衷”。影片中的陈甫德因为“历史反革命”身份导致女儿陈琼从小备受歧视和打击，上不了大学，因而对父亲产生憎恨；而当陈甫德听说了恢复高考的政策，不远万里来到北大荒、亲送复习资料时，内心复杂的女儿却将用心良苦的父亲拒之于门外。“这几场戏赚足了观众的眼泪，但拍摄时把父亲处理成了“反革命”帽子是被错扣的，那么陈甫德就是冤枉的了，那就弱化了人物和故事的寓意。”谷白透露，按照自己原本的创作意图，陈甫德也不是什么好丈夫，但是“不是好丈夫，又是‘反革命’分子的人的女儿也能考大学、上大学了，这才是这对父女存在于作品中的力量。” 在谷白看来，无论是整个作品还是某个人物，第一原则是真实，第二原则是准确，只有二者相辅相成，剧情和立意才能隽永。否则，就经不起观众的咀嚼。“咀嚼这个词，在这个快速生产又快速消耗的时代，对创作者和观赏者来说都有点陌生了。”谷白意味深长地说，“但是观众心里是明白的，即使主观上淡忘了，也会无意识地去做的。” 　　本着这样的“业界良心”，继《邓小平1928》和《高考1977》之后，谷白在为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