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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儒家法律思想引导司法的价值取向 时间：2011-04-02 15:05　　作者：王红艳 王立文　　新闻来源：正义网 　　以儒家法律思想引导司法的价值取向 　　　　　　　　——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现象的法理思考 　　非正常死亡，是法医学实践中遇见最多的一类死亡。按照死亡情节和性质又将非正常死亡分为自杀死、他杀死和意外死。死亡的方式本应就是各有所异，但近年来发生在看守所、拘留所、监狱等羁押场所内的死亡事件屡屡成为舆论的焦点，犹如一枚枚损害执法机关公信力的重磅炸弹。甚至有网友讽刺的总结出公民在看守所内的26种“死法”，包括“熬死”、“憋死”、“撑死”……[1]这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死法”背后却实有所指，笔者就以“躲猫猫”事件为例，昭示这些死亡事件为何如此频频见诸报端。 　　2009年1月28日，李荞明因涉嫌盗伐林木被刑事拘留，羁押于晋宁县看守所。2月12日，经送医院抢救无效的李荞明死亡。晚11时，调查组通报：2月8日下午放风时，死者与狱友在天井玩“躲猫猫”游戏，死者由于重心不稳摔倒后，头部与墙壁和门框夹角碰撞，最终受伤。2月20日，云南省委宣传部发布了《关于征集网民和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参与调查“躲猫猫”舆论事件真相的公告》，最终新闻处筛选出8个网友，组成网络调查委员会。2月21日，晋宁县公安局向网友、媒体代表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公布对“躲猫猫”事件的调查结果，称是游戏中的意外事件。该县检察院副检察长韩红兵表示，没有发现公安机关存在严重失职渎职现象。网络调查委员会当晚在网络发布的《“躲猫猫”网民各界人士调查委员会调查报告》表明，这次调查没有触碰到任何真相，以失败告终。2月23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做出批示，并派员指导办案。25日下午，以监所检察厅厅长为组长的调查组抵达云南。2月27日17时云南省公安机关、昆明市检察机关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检察机关调查结论：2月8日17时许，张涛、普华永等人以玩游戏为名，用布条将李荞明眼睛蒙上，对其进行殴打。期间，李荞明被普华永猛击头部一拳，致其头部撞击墙面后倒地昏迷。[2] 　　至此，读者自明：违法者要做的是想方设法运用夸张的修饰来掩盖事实真相，达到规避法律责任的目的，而媒体要做的则是用更加夸张的手法把蔑视人权的做法报道出来，以期引起更多的社会关注。[3]其背后所反映出来的正是看守所等羁押场所内存在的牢头狱霸、刑讯逼供和监管失位问题。 　　一、审视被羁押人非正常死亡的根源 　　牢头狱霸、刑讯逼供和监管失位三者之间是紧密相关的。牢头狱霸是在押人员自身社会恶习在入所后的延伸和发展，由于受社会上腐朽思想和不良行为的影响，一些长期的违法犯罪分子逐渐形成了反社会、反监管、恃强凌弱的思想意识，而部分管教民警纵容、支持、指使人犯折磨殴打其他人犯、办案民警对犯罪嫌疑人实施刑讯逼供，则无疑直接或间接地助长了牢头狱霸的嚣张气焰，再加之管教民警、办案民警和驻所检察室干警之间只配合不监督造成的监管失位，最终导致了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屡屡发生。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虽然监管执法打击的重点一直是牢头狱霸，事实上监管秩序也日趋稳定，但牢头狱霸很难绝迹，究其原因是封闭的监管环境所衔生的特定产物，只是视情程度、轻重有所不同而已。极个别在押人员为了树立自己的权威，给新来的在押人员做规矩、下马威、体罚虐待；还有个别在押人员在取得监管干警的信任后，利用监护、分配工作的便利，凌驾在其他在押人员之上。一般潜规则是受欺压的在押人员都敢怒不敢言，有的实在不堪忍受的就自寻绝路。极个别的则是被牢头狱霸殴打致死。 　　第二、由于我国现有的制度设计中依然把看守所放在公安机关内部，这其实就为公安机关设置了一个比较封闭的权力运作空间。公安机关在破案指标的压力下，很容易把看守所本身变成一种侦查的延伸，并且赋予它深挖犯罪、寻找犯罪线索的功能。看守所具有了破案功能，就意味着原本负责预防和保护性工作的“看守”们事实上成了侦查员，他们要挖余罪、要获取犯罪的情报，从而侦破越来越多的案件。“他们会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掏出口供、掏出情报。为了破案就可能出现刑讯逼供；为了获得口供就会超期羁押；而为了达到破案目的，管教人员甚至会纵容牢头狱霸；也就会对律师的会见屡屡刁难。这一切让问题变得非常可怕了。”[4] 　　第三、法治的进步并没有使每一个人都获得安全感，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官员更愿意和检察院、公安机关等搞好关系以求自保，而不是靠法律制度对自己的权利进行保障。通过强化亲密关系来保护自己依然是我们这个社会通行的自然法则，几乎很少有人会认为法治是靠得住的。当出了事以后很多人都会感觉到关系靠得住，关系可以摆平法律，修饰可以模糊法律，只要有恰当的托词。各种对死法修饰的背后反映的是监控权力的无力和权力行使的粗暴以及人的尊严的丧失。[5] 　　二、相关法律法规对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