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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遵从汉语特点与规律教语文 　　《语文建设》开展真语文大讨论，做了一件好事，也收到了好的效果。因为真语文的讨论有着鲜明的针对性，那就是反对假语文，反对把语文课上成思想品德课、科技常识课或泛文化课。我曾经说过：“‘真语文’的主要意义在于语用层面，那就是针对假语文。正如，之所以要叫‘真美猴王’，是因为出现了假美猴王，而在语义层面上，‘真语文’就是‘语文’。”因此，真语文讨论的深层意义在于启发语文教师更好地思考语文教学的本质及其规律。遵从汉语特点和规律教语文，就是一个探讨语文教学本质和规律很好的、重要的话题。 　　一、遵从汉语特点和规律教语文，是语文课程的工具性使然 　　《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指出：“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更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是学生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课程。”语文课程的这一性质定位，是十来年中国语文教育最了不起的进步。简单地说，语文教育就是语言教育或言语教育。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要善于使用语言这种工具，当然要把握语言的规律。有人反对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往往以语文课程的人文性来否定语文课程的工具性。语文课程当然有人文性，因为语言是人文工具，但人文性不能成为否定工具性的理由。还有人认为，强调语文课程的工具性就是“把人当作工具”。这是什么逻辑？其实，正视语言的工具性，恰恰体现了人的主体性和主体精神。人类发明了语言这样一种工具，正体现了人类的伟大智慧。还有人反对讨论语文课程的性质，这也许有某种无奈，但会让人觉得莫测高深，很容易造成语文教学的神秘感。如果语文课程的基本性质都无法搞清楚，那么语文教学就不可能是清醒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讨论之所以老是纠缠不清，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教育是一个人造系统。人造系统的性质较之自然系统的性质更难于把握。因为人造系统的性质受到目标的制约。我们常说“语文课程的性质和目标”，其实不妨说“语文课程的目标和性质”。语文课程的基本目标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由此出发，我们就能更清醒地看到或更深刻地悟到，语文课程最基本的性质在于“工具性”。 　　二、遵从汉语特点和规律教语文。是语文课程的民族性使然 　　任何教育都有民族性。语文课程具有最强的民族性，超过任何其他课程。这是语文课程特有的目标和内容决定的。我们要培养具有民族根脉和国际视野的人才。民族根脉的培植在相当程度上要靠语文课程。“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文化如此，人才同样如此。没有民族文化根脉的人，也就没有坚实的立足点，是飘着的。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不是真正的人才。《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前言中说：“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这“奠基作用”指的就是思维方式、情感基调和言语习惯的民族文化底蕴的奠基。当年的亚运会会歌曾经受到人们的批评。“我们亚洲，山是高昂的头。我们亚洲，河是热血流。……”人们说：“这样的歌词没有民族特色，没有地域特色。哪个洲的山不能说是‘高昂的头’，哪个洲的河不能说是‘热血流’啊？”于是人们想起了弘一大师李叔同。你看李叔同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长亭古道”，这是我们民族文化或民族文学中特有的意象，民族特色、地域特色一下子就出来了。人们说：“如果让李叔同来写亚运会的会歌，一定精彩。”语文没学好，没有良好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或“奠基”，连一首歌词都写不好。 　　语文教学在本质上是母语教学。语文课程的基本目标或设科的基本出发点，就是培养和提高学生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联合国世界母语日的主题为“母语是民族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文化的灵魂，既不是孔孟之道，也不是老庄哲学，而是孕育了孔孟之道和老庄哲学，培养了诗经楚辞和唐诗宋词的汉语，我们的母语。“杨柳依依”“桃花灼灼”的《诗经》，“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的《楚辞》，“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的唐诗，“大江东去”“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宋词，这些中华文化的瑰宝，哪一个不是汉语的创造？离开了汉语，我们又如何去欣赏这些艺术？孔子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没有对汉语的心领神会，也就无法透彻理解我们民族的思想家这些思想的深刻与精彩。既然语文教学教的是汉语，那么语文教学当然应该遵从汉语的特点和规律了。 　　三、遵从汉语特点和规律教语文。是追求语文教学有效性的必然选择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和思考语文教学的有效性问题。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现象。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都要追求有效性。可是似乎没有人讨论烹调的有效性、种地的有效性乃至生产汽车的有效性。因为人们觉得追求实践活动的有效性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于是我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