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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梁启超学作文 　　梁启超的作文教学思想集中表述在《梁著作文入门》一书中。此书是梁启超于上世纪20年代在清华大学等院校的授课讲义。书中详述了写作方法和技巧，阐明了他写作教学的基本思想。本文就是在笔者学习之后，截取该书中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的作文教学思想和大家分享、探讨： 　　其一，重规矩，轻技巧。梁氏名言“大匠能予人规矩，不能使人巧”阐明的就是这个观点。意思是：教作文实际上是教作文的种种规矩而已。因为文章做得好不好，属于巧拙问题，巧拙关乎天才，不是可以教得来的，而如何做文章的规矩是可以教可以学的。他强调：作文教学要取得好的效果，师生双方都得明白规矩。 　　“规矩”当讲不当讲?可能是过去我们对“规矩”看得太重，讲得太多的缘故，现在的新理念是强调“拒讲”，提倡随心所欲，随性表达，让孩子“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完全放手后，孩子就像脱缰的野马，跑是跑得欢快，但未必都跑在“正道”之上。很多不伦不类的“处方体”、“梨花体”、“新诗”等经常出现在作文中，取巧、应景之作开始大行其道，并且还容易因形式的新颖而获得高分。我们承认曾经有一批孩子受“规矩”的荼毒很深，但不能因此而矫枉过正。“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孩子学习写作，在还不知道“规矩”的前提下就开始“创新”，就像没学会走就让他们跑，这是不是有些荒唐，有些危险呢?再说教师，倘若因害怕受人质疑而放弃写作基础知识的讲授，这是业务素养缺失还是懦弱的表现呢?这些问题真值得一线教师思考，更应引起掌控话语权的专家们斟酌。 　　但我们应该认识到，梁氏言论还有些时代局限性。其观点主要针对当时的学堂，当时的学子，过于强调“规矩”而忽略了孩子的天性。笔者也主张当讲则讲，但应控制讲的“度”。第一，时间有度，一节作文课40分钟，写作知识的讲授时间不能超过十分钟。有了量化，这个度好把握。第二，内容有度，一节课讲授的写作知识不能贪多求全，应该有侧重点，经过几节课的训练后能形成体系即可。不要期待孩子“一口吃成胖子”。这个度在于读者自悟，全凭造化。很明显的是，知识少而精，孩子才能做到学以致用，才能在实战演练中消化吸收。 　　其二，强调应用，批判虚空。梁氏在批评民国元年以后学校教育的弊病时曾经指出“学问不求实用”是当时的一大积弊。这一点，差不多是当时一班革新派人物的共识，蔡元培、刘半农都这样主张。在作文教学上，梁启超更是振臂高呼：“学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梁启超这种视作文为应世之需，教学内容要重在“应用”的观点，正是对封建传统教育的一种强有力的否定，这也正是他的作文教学思想闪光之处。 　　倘若梁氏等先贤活在当下，不知会气成什么样。首先，文章的空虚浮华之风有过之而无不及。且不说高考中“哲理深刻”、文句晦涩的文章有多少，就连初学写作的孩子也过早地写出一些“矫情”的作文。教师似乎也见怪不怪了，反而还认为这是文笔优美、文学底子深厚。假、大、空三类“美文”大行其道，这不能不说和教师评价的推波助澜密切关联。其次，姑且容笔者偷换概念，望文生义地将“应用”二字理解为“应用文”。当前的应用文教学不但极为欠缺，而且是一种主观的忽视与逃避。过去，大家的眼睛总是并且只是盯着“记叙文”。随着课改的推进，对语文综合素养的空前认同和重视，这使得“说明文”、“剧本”、“相声段子”、“调查报告”等文体的写作都被排上教学进程，可惟独“应用文”，还是被深锁冷宫，不见天日。牢记梁公的主张――“以会作应用之文为最要”，别把遗憾留给自己和孩子。 　　其三，讲质量，不讲数量。熟能生巧是妇孺皆知的道理，所以作文教学普遍提倡多写。而梁启超则提出“篇数要少，功夫要细”的观点。并且对“少”作了具体阐释：主张每学期少则两篇，多则三篇，每一篇要让学生充分预备。看题目难易，限一星期或两星期交卷。不难看出，此主张充满对学生的人文关怀。试想他的学生每作一篇都能扎扎实实地做好作前的“预备”工作，决不轻率从事，篇篇都讲求收到训练实效，多么令人羡慕。此外，梁启超喜欢让学生一次“做通一种文，下次再做另一种文”不贪多，不激进。 　　笔者认为，新时代的作文教学需批判地借鉴此观点。重量轻质无疑是错误的，而以量保质无疑是必要的。叶老说：既然写作是个技巧性的活儿，那就一定要讲训练。教学的实际情况也证明，训练的强度和方式决定了孩子掌握此项技能程度的高低。当前的课时安排明显对作文教学不利。一学期八篇，这和三十余篇的阅读教学篇目比起来可谓“渺小”，但就这区区八篇的训练还未能得到保证，往往以教师布置命题代替教学行为。应该说，像这样写一百篇也是空的。孩子看似在写作，其实只是在完成某一种形式的语文作业而已，他们不知道怎么谋篇布局，加上教师批改的苛严，每逢写作必遭“打击”，所以写作行为的结果只剩下害怕写作，永远也进不了写作的门。 　　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