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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老舍与左翼文学关系疏离原因探析
沈从文老舍与左翼文学关系疏离原因探析
〔摘要〕 老舍和沈从文与左翼文学流派的关系较为疏离,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少数民族身份所致。民国之后革命派对满族的排斥,导致老舍对政治和革命的恐惧,以至于站在冷眼旁观的位置。满清王朝对湘西苗族的血腥镇压和沈从文亲眼目睹辛亥革命后汉族对苗族无辜百姓的杀戮,使具有苗族血统,具有多年从军经历,看透了所谓“政治”和“革命”本来面目的沈从文对政治和革命极为反感。他们都是在“五四”启蒙精神的感召下登上文坛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促使他们仍然传承了传统文化再造和改造“国民劣根性”的主题精神,追求文学的独立价值,反对文学依附于政治。
〔关键词〕 老舍;沈从文;少数民族身份;左翼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0)06-0175-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童年经验和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07BZW051)
〔作者简介〕翟瑞青,《德州学院学报》编辑部教授,山东德州 253023。
钱理群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这样评价沈从文:“接受‘五四’启蒙思想,了解西方文明,动用丰富的乡村性生活积存,来充当现代中国文化的批判者。”〔1〕“他不是从党派政治的角度来写农村的凋敝和都市的罪恶,也不是从现代商业文化的角度来表现物质的进步和道德的颓下,他处于左翼文学和海派文学之外,取的是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2〕实际上这也基本上适用于老舍。在193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和沈从文都是游离于左翼文学主潮之外的著名作家。他们基本上不涉足政治,对“革命”采取主动疏离和逃避的态度,究其原因,当然较为复杂,但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回避的,那就是老舍和沈从文都是作为少数民族作家的代表呈现于现代文坛的,是最能体现自身少数民族特色和民族文化魅力的作家。少数民族身份为他们提供了不同的文化视野和眼光,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他们对政治、党派斗争普遍采取排斥的态度,不赞成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更不赞成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工具和政治的附庸,极力坚守“五四”新文学的启???传统,坚持文学自身独立的立场,并为此而受到左翼作家不同程度的攻击和批判。
(一)
中国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共生的国家,但文化传统却是以汉民族文化为主,自古以来对少数民族采取同化和排斥的态度,老舍和沈从文自幼生活在他们各自少数民族文化生态背景之中,满族和苗族文化的生态背景对他们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和制约是非常强大的。两人都是在刚对人生有一些看法的童年时期就强烈感受到了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的差异和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尤其是具有巨大历史进步意义的辛亥革命对这两个少数民族的极大冲击,这成为他们内在民族心理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同样成为他们日后对政治缺少兴趣、对阶级和党派之间争斗充满厌恶的思想根源,促使他们自觉地站在了左翼主流文化之外。和其他作家文化身份的差异决定了他们在其他作家从“五四”时期对文化、文学变革的关注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关注的时候,仍然致力于文化变革的探讨和文学审美的完善,与此同时这种少数民族身份还决定了他们在反思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时候与一般汉族知识分子的视角有所不同,在其他作家仅仅是进行中西文化对比的时候,他们又把自己的少数民族文化作为了重要的参照系统。
老舍幼年虽然生活在京西贫穷人家,但这里却是典型的京旗人生活圈子,天子脚边,皇城根下,正宗的皇族血统。对京旗人来说满族要比其他种族有着鲜明的优越性。然而晚清以降,大清王朝在内外夹击下迅速败落,以至于最终消亡,尤其是辛亥革命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以后,满族群体地位迅速边缘化,从贵为统治者,“人上人”,“惟我独尊”的满清皇朝后裔,一下子滑落到被国人侮辱、歧视、唾骂、诋毁(卖国贼)的地步,被“丑化和妖魔化”为“腐化颓废、游手好闲、玩物丧志、醉生梦死”等堕落的民族,甚至被人看作把中华民族引向灾难深渊的历史罪人。生活也由原来的“铁杆庄稼”拿“饷银”以维持生计,到民国时期因无生活技能而被逼当洋车夫、巡警,帮别人糊顶棚、洗衣服(老舍的母亲即以此为生),甚至沦落为妓女。落差之大是京城满族群体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瞬间发生的这一变化,对满族群体的心理冲击也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整个满族群体的民族自尊心由此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对老舍的民族心理认同机制的形成影响也是非常大的。父亲舍命救国,母亲对自己的生命教育,周围人如刘寿绵大叔的乐善好施等等,老舍无论如何都无法理??和认同世人对京旗人的态度和看法,他从中看到了这些革命党人的狭隘民族心理。当然晚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的签订,也使得老舍内心一直背负着是清王朝把中华民族引向了濒临灭亡边缘的精神重压。之后的军阀混战更像是在京城频繁上演的“你方唱罢我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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