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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背景下利益再审视与与谐社会构建 　　摘要：“利益”因素历来是社会成员关注的热点，社会成员尽其所能追逐利益的时候，需要有强制性规范来约束，法律的介入变得尤为重要。本文以法治社会为背景，重新审视利益的本质属性、利益矛盾的表现形态、利益的调整机制，提出在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要逐步实现让权利入主而让权力退场，通过法治抑制公权的膨胀，赋予社会成员以权力即通常所说的自主权，将利益纳入法治化的博弈渠道；通过社会成员相互间自由竞争、博弈，促使社会成员和谐共存。 　　关键词：利益；法治；和谐社会 　　中图分类号：DF0-052 文献标识码：A 　　对社会资源占有量的差异导致社会成员社会地位存在差异，从而使利益分配不均衡，影响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要求全社会成员一体遵行“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以法律为准绳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即利益关系。因此，有必要在依法治国的理念和法治风向标的引导下，重新审视当下社会的利益关系、利益矛盾，研究如何更好地平衡利益关系、化解利益矛盾，并寻求如何形成透明化调整机制，在确保程序公正的前提下，公开、公平、公正的进行互动式的利益博弈，从而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基础保障。 　　一、人治背景下“利益”的检讨 　　人治表现为个人意志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强调个人意志的绝对作用，统治者权力的取得是天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对人治的经典概括。人治社会赋予“个人”绝对的权威和调控主导社会事物的权力，而这种权力恰是从对社会利益的调整控制来实现的；利益的存在强调的是个人意志的决定作用，利益的调整分配完全由居于统治地位的“个人”控制，而普通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难以实现。人治社会的利益矛盾单一，主张个人利益的绝对牺牲与大局利益的绝对保护，通过对利益的绝对享有与控制实现个人的主导作用。因此，人治社会的法律只是一个工具，恰如列宁所描述的：“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另一种是牧师的职能。刽子手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牧师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条件下减少痛苦和牺牲的远景”［1］。法律在人治社会充当的是刽子手的角色，即镇压被压迫者的反抗和暴动。在少数个人意志的控制下，被统治者的利益诉求无异于以卵击石。人治社会中，法律作用扭曲，导致利益存在的基础脆弱；利益划一，强调国家和集体利益的绝对至上与个人利益的绝对牺牲；利益格局混乱，社会成员被动接受利益分配并保持沉默，“人性”的权利被淡化。因此，在看似相对和谐的社会生活中隐藏着极大的不和谐，大政府主导全局而偏视社会小群体的现象十分严重，社会矛盾随时会激化。 　　人治社会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利益因素受到了“人”为的制约，法律自身的价值没有得到发挥。但社会成员为对利益的诉求从没沉默。正是社会成员权力意识的不断觉醒，社会才不断向前发展。从法律意义明辨究竟谁的意志能够成为社会的最高意志、国家和社会的权力能否正确分配、社会应当向着法治的方向发展，这既是社会现实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显性的社会利益诉求。社会正在经历着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现代的陌生人社会演进的过程中，社会组织工具从身份向契约转化，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规则制度也将随之而发生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正如英国法学家梅因所言：“可以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2］。转变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原有利益状态的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充满着不同声音、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思想观念的交织与冲撞。人治社会中崇尚的个人意志的决定作用，在陌生人社会中其主导作用逐渐被削弱。社会成员彼此之间的陌生关系，彼此之间的不信任，促使法律这一工具发挥其提供行为准则、调整利益关系、解决纠纷等功能，其实质为社会大多数成员共同意志的体现。在法律的规制下，伴随着权力逐渐被释放，权利逐渐入主于社会成员中，形成自觉的调整利益关系、缓解利益矛盾、平衡利益的格局的局面，从而促使社会成员和谐共存。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审视在法律为主导即法治背景下有关利益的安排。 　　二、法治背景下“利益”的审视 　　（一） 关于“利益”的法治 　　1．相对于人治的法治。人治强调人的作用，从本质上来说人治是兽王之治，人的特殊性决定了有必要从法律的角度认识人治的特点并与法治形成对比。人治的鲜明特色是个人意志的至上性，由此导致法律运用的任意性与不可预测性，不仅如此，人治的法律覆盖超出了人的社会行为的维度，而且其强调实体性忽视程序性。法治意识是一种舶来品，虽然在人治意识里生长出法治意识不是容易的事情，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决定了人治作用的日趋衰退，人治必将被法治所取代。相对于人治而言，法治以国家权利的相对性为价值基点，强调国家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