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文锦：学风、文风、教风与其他 ——答湖北省特级教师杨先武.docxVIP

学风、文风、教风及其他 ——答湖北省特级教师杨先武 杭州师范大学 倪文锦 4月上旬，友人通过微信发来杨先武（下称杨氏）的文章：《何为“语文教学”之“正道”》（下称“杨文”，载《名作欣赏》2016年第4期）。该文主要是针对我的，集中批判拙文《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正道》（下称《正道》）。阅后，我“脑洞大开”：《正道》所论，实在是语文教学的普通常识，只是现在许多人不重视罢了，何至于构成“另立一套标准”，走“工具化”老路的罪名；并令杨氏大动干戈，甚至不惜祭出这是与新课改方向“不一致”，反对新课标的利剑，好一派杀气！我极少指名道姓与人争论，但自觉此事关乎语文教学界学风、文风、教风之大问题，因此有必要给予回应。当然，一次足矣，不会因此而浪费时间。 ? 一 当下，在语文新课程实施过程中，由于许多教师片面地理解语文课程标准提出的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导致语文教学中出现比较严重的泛人文化倾向，表现为许多教师一方面并不真知教材文本的人文内涵，一方面却又离开了语文教材，脱离文本语言，大讲人文套话、空话，并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种倾向的出现，如果因教师的语文专业素养差，尚属情有可原；令人奇怪的是，现在连有的名师，甚至是名师中的特级教师上课也出现此类情况。这不能不引起我深思：这到底是为什么？有鉴于此，我将对这一倾向的反思写成两千字的短文——《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正道》，发表于2015年10月20日《光明日报》。紧接着，人民网、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作家网、中国学网、中国江苏网、广西新闻网、广西教育新闻网以及香港凤凰网都纷纷加以转载。然而，就这么一篇短文，却引来了杨氏的大批判。那么杨氏对我、对《正道》批判什么？又是怎么批判的呢？ 杨氏集中批判《正道》的有两条（按他的说法）：一是把语文教学等同于语言教学，二是把语言教学视为单纯的语言形式教学。 杨氏首先批判《正道》：“文章的标题就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即把‘语文教学’等同于‘语言教学’。” 正道，正确途径之谓也。“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正道”，即语言教学是语文教学的正确途径。这一标题既是我文章的论点，也是我对语文教学历史经验的总结，是我长期以来一贯坚持并努力倡导的观点，不仅至今不变，今后也不会改变。如果这一主张正像杨氏所说“代表了当前语文界的一种思想倾向”的话，则幸莫大焉！这一标题清楚地显示，“语言”与“语文”是有区别的，并没有等同。我相信，只要不是指鹿为马，任何一个没有偏见的人都不会看不懂这个如此简明的题目。可见犯逻辑错误的并非我的文章标题，而恰恰是杨氏自己。 杨氏认为，将“语言”与“语文”混同的“逻辑错误”，源自叶圣陶先生在谈到把“国语”“国文”的名称改为“语文”时所做的解释：“语文就是语言，就是平常说的话。嘴里说的话叫口头语言，写在纸面上的叫书面语言。语就是口头语言，文就是书面语言。把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连在一起说，就叫语文。”从杨氏抱怨这种混同的源头，指责有关“语文”的说法不符合下定义的规则来看，窃以为，杨氏对叶圣陶先生的话也没有真正读懂。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小学设置语文科，这是国家行为。“语文”绝非民国时期“国语”“国文”的简单合并，或是将“国语”之“语”加“国文”之“文”，而是一个全新的学科名称。它不仅突出了语文“言文一致”的特点，也强调了学科定位。叶圣陶先生时任新中国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因此，“口头为语，书面为文”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只是叶圣陶先生个人观点的自由表达，而是作为官方的权威人士对语文学科正名的公开说明。换句话说，它同样属于国家行为。对此，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认识，但绝不能把自己的个人意愿凌驾于国家意志之上。这一学科定位，用今天的话叫专司主营。譬如我们的人民军队由陆军、海军、空军、火箭军等组成，捍卫国家主权是它们共同的神圣使命，但各军种的具体分工是不同的，即它们主攻的方向、主营的业务是有区别的，具有各自的特点。同样的道理，立德树人、教书育人是中小学教育的根本任务，它由语文、数学、政治、历史等学科共同承担，各学科各有自己的主营任务，它们的学科定位是不同的。语文科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就是语言。我们今天讲审美教育，中小学的音乐、美术、体育、语文等学科都负有美育任务，但语文区别于其他学科的特点就是语言审美，这就是学科特点。由此看来，语文就是语言，不是叶圣陶先生不懂或故意混淆语文与语言的区别，以至于可能造成杨氏所担心的语文教师被称为语言教师的危险。杨氏对“语文就是语言”的抱怨，只能证明他对新中国语文学科定位缺乏正常认知和基本理解。 其实，杨氏很清楚我并没有将语文教学混同于语言教学，这不仅体现在《正道》的标题上，也体现在我对语文内涵的认识上，只是他故意隐去不谈罢了。正如杨文所说，我是“曾应邀参加首届‘正道语文’高端学术论坛并做过主题报告的特邀嘉宾”。正是在这次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