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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代出土铜铃的研究 　　摘 要：对于马上民族的契丹族而言马在契丹族的日常生活中起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铜铃作为马具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马具有着重要的装饰作用。契丹铜铃的制作工艺和手工纹饰都非常精湛，铜铃作为装饰马具的物件，其工艺纹饰都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文化内涵。而辽代铜器也在中国古代铜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我们了解辽代铜器和其他辽代制作工艺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契丹；辽；铜铃；游牧文化 　　中图分类号：K246.1；K87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7-0007-04 　　辽是契丹族于公元916年在中国北方建立的一个强大的少数民族封建王朝政权，到公元1125年被金朝所灭，历时达218年。其辖地范围“东至于海，西迈金山，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总五京、府六，州郡一百五十六，县二百有九，属国六十”。{1}先后与五代十国、北宋、西夏等王朝共存200余年，对中国历史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之一，是研究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为止，考古研究所发现的辽代墓葬已有上千座，而挖掘出有铜器的墓葬集中在契丹腹地，主要是当时的上京道、中京道、东京道。其中以内蒙古自治区、辽宁省为主要发现地，而北京、黑龙江、吉林、河北等地区也有小规模的发现。 　　对于中国古代铜器的研究，研究者们最为关注的是西周以及汉代的铜器，对于辽代铜器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尤其是对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系统研究方面更是缺乏，可以说基本没有。在以往的著作中，对铜器进行深刻研究，专业性较强的专著很少，而其中涉及辽代铜器的更是可以忽略不计，提到铜器的大部分都是以鉴赏、收藏为主的。如李泽奉、刘如仲主编、罗伯健、李学中编著的《铜器鉴赏与收藏》，书中着重介绍了铜器的渊源与发展、铜器鉴定和欣赏、铜器的仿古作伪及识别等，并且主要提及的是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李洁主编的《中国铜器》则针对性比较强，是以科学的态度搜集了铜器鉴赏和收藏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的资料，系统的交代了中国铜器的源流、特征和铜器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和收藏价值，书中单独介绍辽代铜器的篇幅较少，只挑选出了单独的铜器，如铜镜的属性等。而关于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研究方面，文章要比书籍多一些，但是系统整合辽代墓葬出土的所有铜器，并对其进行分析的文章比较少。其中何莲在《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研究》中系统的整理和介绍了辽代墓葬出土的铜器，并对铜器的出土情况、类型、纹饰、工艺、分期和铜器的文化内涵等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而以往的学者大多专注于其形制与分期的研究，如董新林的《辽代墓葬形制与分期略论》，{2}刘海年、李访松的《辽代墓葬形制的分析与研究》，{3}王秋华的《辽代墓葬分区与分期的初探》，{4}而有关辽代墓葬出土铜器的相关研宄主要是以铜镜、带具、葬具等比较单一的器物为主，如木易的《辽墓出土的金属面具、网络及相关问题》，{5}陈永志的《黄金面具、铜丝网络与祖州石室》。{6} 　　铜铃是用铜制做而成，从外形上看大部分为圆球状，大小呈不规则状。大的铜铃直径大概为5厘米，小的铜铃直径大概为2厘米，铃身上有吊纽，用来穿绳系挂，铃身下部有一长形开口，口长比铃的直径小，口宽因铃身而定，大铃宽口，小铃窄口，铃身内部放有一个比铃口稍宽的铁制圆球。一般情况下将铜铃系于马具上用作装饰之用。 　　一、辽代铜铃的出土情况 　　（一）契丹腹地出土情况 　　契丹腹地涵盖辽宁省和内蒙古自治区，具体是指辽宁西部地区、赤峰宁城地区和巴林左旗地区。其中内蒙地区辽墓中共出土铜铃59件左右，其中以凉城县水泉27号墓{7}出土的人形铜铃和球形铜铃、林西县五间房辽墓{8}出土的铎形铜铃最具代表性。辽宁地区辽墓共出土34件铜铃，其中以建平张家营子辽墓{9}出土的鎏金铜铃最具代表性。 　　（二）燕云地区出土情况 　　燕云地区指辽太宗会同元年后（938年），后晋皇帝石敬瑭割让给辽的燕云十六州，其主要在现在的河北、北京两地。河北地区挖掘出铜器的辽代墓葬有9座，北京地区有铜器被挖掘出来的辽代墓葬有2座。其中河北地区辽墓共出土铜铃8件，北京地区辽墓出土铜铃共7件。 　　（三）其他地区出土情况 　　除了契丹腹地和燕云地区以外，黑龙江辽墓中共出土铜铃1件。 　　二、形制 　　辽代墓葬中出土的铜铃从外形来看主要可分为3种类型，即球状（如图1-1）、筒状和人形状（如图1-2）。其中球形状的铜铃铃身上部有吊钮，吊纽中控可悬挂于别处。铃身中间有一凸棱，腹部以下部位有长条状镂孔，铃身内部置有铁丸，其中最具典型的就是辽宁北票白家窝铺辽代墓{10}出土的铜铃。 　　筒状铜铃身呈扁平，大体上呈梯状，铃身上部有吊纽，吊纽中控可悬挂于别处，铃身内有铃舌，铃身腹部较宽，铃身下有三或四足底柱。其最典型的器物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