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对做了跨国 “冷冻大脑” 手术的医生拍档.docVIP

问一对做了跨国 “冷冻大脑” 手术的医生拍档 　　人物=P 　　阿伦?德雷克=D 　　乔斯?坎斯波罗斯基=K 　　P：《三体》的编审之一杜虹，从《三体》中获得了启发，在得知自己患绝症后，决定冷冻遗体，成为中国首位接受人体冷冻的申请人。你怎么看科幻小说对人们进行勇敢尝试的鼓舞？ 　　D：科幻或者说对于未来的种种猜测，会给冷冻技术带来光环，但我不觉得那是主要原因。人们做出这种选择是出于对家人、自我及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在我的病人杜虹还在世时，我见到了她的家人，他们脸上的爱与骄傲让我也不由得和他们一起盼望着在未来，重聚到来的那一刻。 　　K：这个问题很大―我不能确定到底什么才是让病人们对冷冻器官感兴趣的首要因素，当然我也不认为科幻小说是唯一的因素，杜虹成为中国首位接受冷冻大脑手术的人，此举跨越了科幻，迈向的是一个依靠未来医学技术的进步可能为她提供的现实世界。她选择了现实可以提供给她的一次改变人类天命的机会，那便是冷冻待重生。 　　P：这次国际性手术中最难的环节是？ 　　D：在中国执行这次手术的最大难题不在于手术本身，而是手术所需的每一个小步骤是否都能得到批准。在美国，《统一遗体捐赠法案》同意并保护公民对于自己遗体的处理权。在中国，这样的手术还没有相关法规，因此，要经过重重机构的讨论、各方官员的许可才能拿到批准。万幸的是，参与到关于此项手术的大讨论的每个人都很重视这件事，他们心态开放，尊重了病人的意愿并最终支持了这项手术。 　　K：起初的两例国际性手术对于神经外科医生的我及灌流师德雷克医生的二人团队来说，都充满了挑战。其一是在美国之外对于此事的规范，其二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对于冷冻大脑产生的各异的质疑，其三就是器官运回美国途中的种种问题。 　　首先，我们的团队还从没试过把我们手术过程中所需的全部器材都运到另一个国家，数量之大，规格之高，让我们在美国机场安检及海关都遇到了不少麻烦，到了中国，请想象一下我们需要向不知情的各方相关人员做出的各种证明、解释，个中艰难不言而喻。 　　其次，身处北京，我们面对着的是当地同行出于对死者的关怀而发出的质疑声，倒是病人的家属从一个不同的角度给出了有力回应。最终，在所有的要求都能满足的情况下，病人被宣布死亡的那一刻，我们便开始了手术前所需要的繁复礼仪。 　　最后一个难题便是如何把冷冻的器官从中国运抵美国。病人如今已在阿尔科等待着一个充满着可能性的未来―治愈她的病，让她重生。 　　我的愿景是，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也有一个人体冷冻中心，那么在运送上的种种难题就不是问题了。 　　P：说说你在阿尔科的日常工作吧。 　　D：在近两年中，我在阿尔科的主要工作在于拓宽国际病例的合作能力，与各个国家地区的法律法规打交道，为手术设备与冷冻剂安置做准备。由于我们收到了来自越来越多的国家的公民的申请，我的工作范围也越来越广了。 　　K：作为阿尔科的一名神经外科咨询医师，我的工作不受安排，当有病人需要冷冻器官手术时，我“召之即来”。 　　P：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冷冻大脑等待复活，这种难度有多大？你对此有多乐观？ 　　D：这是我经常被问到的一个最有意思的问题之一，“仅仅是保存了一颗大脑，你们怎么可能让大脑主人再活过来呢？”到目前为止，实施冷冻大脑的申请人占了绝大多数，他们的普遍特征是年老而多病，比如癌症、器官衰竭、肌肉、骨头或关节的疾病等等，事实上，大脑是他们身上唯一免于疾病的部位。通过冷冻大脑，我们就可以保留足够的DNA来重组一个身体。第一例换头手术将于2017年执行，主刀的意大利外科医生塞尔吉奥博士（Dr.Sergio Canavero）声称手术的成功率为90%。届时，利用你大脑和你的DNA，通过换头术，为你接上一个新的身体就不只是幻想了。 　　K：我们希望在不太遥远的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以及接头手术方面的新进展，我们能够把一颗头颅与一个健康的身体相连。此外，之前储存在大脑中的知识和记忆需要在冷冻过程中得以留存并且能够从新的人体系统中得到激活。到那时，大脑所感染的疾病也要痊愈才能够实现。 　　P：有种观点是，生老病死是人类世代相传的基本前提，也是大自然的自然规律，破坏了它，人类势必要承担严重后果。你怎么看人体冷冻的伦理难题？ 　　D：近几十年里，人们不断发展医学技术来尽可能延长寿命。大多数人都不会拒绝心脏移植，或器官移植等这些在近50年发展起来的新技术。它们一开始也只是实验室的想法，但当面对生死抉择，人们还是愿意一试。那为什么冷冻技术就要另当别论呢？在我看来，它也是医疗技术发展的一种形式。当目前的医学不能再让一个人活着，冷冻可以做到保持人体的细胞在长时间里不受损伤，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之后，一个简单的步骤就可以让人死而复生。就算是仍有未知，为什么不让人们选择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延长生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