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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G时代手机媒体监管困境和对策 　　基金项目：本文是北京市教委面上资助项目（SM20121001100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冯宜，女，北京工商大学文科实践中心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新媒体、数字媒体艺术研究。] 　　（北京工商大学 文科实践中心，北京 100020） 　　 　　摘要：3G时代手机媒体监管面临的困境：内容安全威胁、监管主体缺位、相关法规缺失、市场化发展畸形。针对监管的困境，从体制、法规、经济三层面提出应对策略：建立独立监管机构，成功推行手机实名制；细化法律法规、加快产业融合的法律法规建设、完善行业自律规范；健全手机媒体产业，实施内容与渠道分别监管，构建整合的产业互动平台。 　　关键词：手机媒体；监管；困境；策略 　　中图分类号：G2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7-0110-02 　　 　　 　　3G时代，手机正从一个通讯终端向语音、数据、图像综合的方向发展，成为了高度融合的产物。产业界和学术界正在关注手机能否成为继网络媒体之后的“第五媒体”。传媒业和电信业融合开发出的新媒体形态——手机报、手机电视、手机网络、手机动漫等，突破了传统传媒业本身的产业边界，跨行业、跨产业现象日益突出，这对手机媒体的监管提出了严峻挑战。目前手机媒体监管面临众多困境，亟待研究适合于手机媒体的监管对策。 　　一、3G时代手机媒体监管困境 　　1.内容安全威胁。手机媒体化发展过程中，其内容安全的负面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欺诈与虚假信息传播、垃圾信息泛滥，如订购陷阱、价格欺诈、中奖信息欺诈、假婚介等大量欺诈违法信息泛滥。二是负面信息造成信息污染和不良社会效应，如违法乱纪类短信及借助3G手机网络功能传播黄色信息。三是手机病毒带来的信息安全，3G时代的到来，使各种病毒在手机中流行速度越来越快。四是3G技术催生的手机功能多样化引发侵犯版权、隐私权及手机支付安全问题。 　　2.监管主体缺位。手机媒体的监管体制是根据其信息传播路径，实行关联主体监管的多主体和分权的管理体制[1]。我国手机媒体监管涉及工信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等多个部门。如手机报、手机出版，归属于新闻出版总署，手机信息通信保障归属于工业和信息化部。手机媒体各监管部门进行条块分割、分工管理，其监管边界和范围模糊，权责不明，容易造成“多重监管”或者“监管真空”。目前我国各级各类手机媒体纷纷推出手机报、手机杂志、手机视频等，相互间在传播内容、产品和服务上多有重合。广播电视和电信行业的相互准入困难，双方开展对手机电视运营主体的争夺战。另外，作为手机媒体监管部门的工信部同时担负宏观政策制定和微观监管两种不同职能，手机媒体监管体制面临“政监合一”的问题。 　　3.相关法规缺失。我国手机媒体监管立法仍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一个完整权威的立法体系。传媒业管理的主要规范包括《出版管理条例》、《广播电视管理条例》、《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电影管理条例》。工信部实施行政管理的主要规范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和《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实际上手机媒体监管是在传统的产业分工管理格局下，遵循报刊、广播、影视、出版、互联网等各自对应的管理规范和法令制度等。目前，这些条例无法适应手机新媒体对产业融合、媒介融合的需求，显露出明显的滞后性。我国至今也没有出台单独针对手机媒体的政府规制。 　　4.市场化发展畸形。我国手机媒体和网络媒体一样，从诞生之初就采取的是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模式，产业发展目前正处于抢滩圈地的市场培育阶段[2]。这种市场化的发展使手机媒体产业一方面获得了快速成长，另一方面也呈现出一种畸形特征，即过度的市场化+价值链局部环节的高垄断性[3]。在市场需求的驱动下，过度市场化使手机媒体的市场行为基本上处于一种自由无序的状态，出现了产业经营无序竞争、流量费存在欺诈、信息传播安全困扰等诸多问题。而电信运营商在手机产业链中控制渠道和用户资源，主导内容、服务、技术等各参与方是否能介入手机媒体，通过市场化发展也进一步凸显其在手机媒体产业链条中的局部垄断性。 　　二、3G时代手机媒体监管对策 　　针对手机媒体监管面临的困境，本文从体制、法规、经济三个层面提出应对策略。 　　1.体制策略。手机媒体监管首先需要体制保障，对于监管主体缺位关键是要建立第三方独立监管机构。经验表明，多主体监管不可能解决产业融合带来的所有问题，应结合我国现实情况并借鉴国外经验。在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是一家独立于政府机关并直接对国会负责的执法机构，集立法权、执行权和司法权于一身，具有综合性的监管功能。为消除美国通信产业存在的相似政令且由多个不同部门发出的问题，FCC 对无线电、有线电视、电报和电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