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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文化行政理论模式和发展路径 　　摘要：公共文化行政的理论基础主要是文化权利保障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公共治理理论。根据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和世界各国发展经验，公共文化行政的模式可归纳为政府主导模式、民间主导模式和政府与民间组织分权化模式三种类型。我国公共文化行政的发展进程伴随着对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文化行政体制机制的改革与转型。我国公共文化行政的发展进程大致可分为奠基期、改革启动期、转型发展期、成熟期四个时期。我国正处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提高公共文化行政效能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核心要求，要秉持分类管理、协同推进的原则，实行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完善文化行业立法，促使文化行政法制化、制度化、规范化，并培育和发展民间组织，构建政府引导下的多中心主体，最终形成健全的国家公共文化行政体系。 　　关键词：公共文化行政；文化体制改革；多中心主体 　　中图分类号：G1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168（2016）05-0026-07 　　公共文化行政属于公共行政的一个分支，是国家文化行政管理活动的统称[1]（p.16）。公共文化行政除具有公共行政的语言[2]（pp.412）（官僚制、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与公共行政的精神[3]（pp.137195）（公平、公正和乐善好施），还具有公共行政的“文化例外性”。文化的属性存在“政治的”、“经济的”与“文化的”三种形态，文化与不同的经济体制结合，表现为不同的存在状态。如计划经济体制下是“政治的文化”，市场经济体制下是“经济的文化”，“文化的文化”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1]（p.16）。我国在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文化的经济属性得到了极大开发。十八届三中全会又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关注文化的经济属性的同时更加关注文化的公共性，“文化强国”成为“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行政作为文化部门的重要职能，是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重要工具。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转型的关键期，文化部门只有发挥好公共文化行政，才能更好地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一、 公共文化行政的理论与实践 　　公共文化行政的产生和发展是公民的精神诉求、宪法权利和国家义务能力相契合的过程。公共文化行政的理论基础是现代法治国家的宪法权利理论，此为其规范意义上的法学基础；在公共文化行政由规范到现实的过程中，以政治权力运行、公共行政行为模式和公共政策的实施为核心的公共管理理论同样是其不可缺少的部分（参见表1）。 　　表1公共文化行政的理论基础对比表 　　理论观念认识出发点认识主体提供形态国家―公众关系实践典型文化权利保障论文化身份认同公众保障型国家主导博物馆（纪念馆）免费开放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职能国家―公众服务型公众至上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公共治理理论文化治理能力国家―社会组织多元型国家引导政府购买公共文化服务 　　（一）文化权利保障论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文化权利是指人人享有的参加文化生活，享受科学进步及其应用所产生的利益以及对其本人的任何科学文艺作品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受被保护之利等诸项权利的总称，其具有广泛性、集体性、个体性、历史性、独立性和开放性的基本秉性[4]。“文化权利观”基于公共产品理论，把文化视为一种公共产品，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消费的非竞争性、产权的公共性、产权的难以交易性和持久的外部效应”[5]（p.28）。基于此，公共文化服务不仅是政府提供的一种文化福利，而且是保障公民文化权利的一种必然要求。这种语境下的“文化权利”更多的是指一种“文化民生”。近年来，国家大力加强文化馆、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并向社会免费开放服务；在农村，政府建设了乡镇文化站、农家书屋、文化大院、信息服务共享工程，并通过送电影、送地方戏等“送文化下乡”活动，丰富了民众的文化生活，保障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需求。 　　但文化权利保障论的观念也存在不足：一是容易使公共文化服务成为国家行为，导致供给的单一性；二是民众与国家之间缺乏必要的沟通，公共文化服务与民众需求脱节，导致民主参与的缺失；三是权利的使用存在工具性局限，在缺乏制度性规约下造成公共性的消解，与塑造“公共文化生活的主旨相背离”[6]。在实践层面，农村基层文化基础设施的建设依然较为落后，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无论从数量和规模上都仍与基层群众的文化需求有较大差距。另外，农村公共文化资源还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资源的占有量看，市、县、镇、村的文化占有量呈递减的态势。城乡二元结构的长期存在，政府财政支持大多局限于县一级，导致公共文化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所在地和城镇，真正能够被农民群众所共享的文化资源数量有限。 　　（二）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指“关于政府公共行政在以公民为中心的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