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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村落文化复兴和再造研究综述 　　传统村落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璀璨明珠，是农业文明的重要文化遗产，复兴和再造传统村落文化对于弥补人们的文化缺失和满足人们对于自身文化的渴求具有重要作用。本文比较系统的回顾了近年来国内关于传统村落、传统村落文化、传统村落复兴、再造等方面的研究，主要从传统村落文化复兴的内涵、困境与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解决路径等4个方面来总结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经验教训，以期为传统村落的进一步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随着全球化与工业化的深入发展，西方文化进入中国并不断加剧其对中华文化的影响力与渗透力，加之自鸦片战争拉开中国近代史的序幕以来，人们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对中华传统文化保持的复杂心理，致使中国经历了近百年的文化割裂。传统文化的缺失以及对自身文化的渴求致使人们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产生了对自身文化的好奇、向往与追寻。 　　费孝通先生说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确实，自秦始皇统一六国开始中国就是农业社会，农业文明占据了中国历史的绝大部分进程，而农业文明的根就在乡村。乡村是农业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而传统村落又是中国众多村落中的璀璨明珠。书生做了官会荣归故里，商人赚了钱会回乡买田建屋，因此村落在近代以前一直是中国社会文化最活跃的地方，只是近代以来在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冲击下，乡村逐渐衰落、衰亡。在这种情况下，2012年4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委联合发出村落调查的通知，并于同年12月发布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力求做好传统村落的保护工作，在保护中谋发展，以发展促保护。因此，本文将通过梳理有关我国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研究文献，总结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相关经验教训，希望能为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提供下一步的有益参考。 　　一、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内涵与困境研究 　　受西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影响，早在20世纪初，我国学者就开始探索乡村文化。费孝通先生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在社区研究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社会的结构，他认为中国乡村是“差序格局”的社会，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推及到的就发生联系，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所动用的圈子是不相同的，它揭示了乡村文化形成实质中人与人关系的一种格局。费孝通的乡村文化理论体系是我国乡土社会研究与实践的重要发轫，其主要贡献是从中国社会结构分析入手，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试图构建中国社会特有的乡土伦理体系，为现在乡村社会文化的复兴与再造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方法指导。随着我国经济发展的加快，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乡村文化也随之发生深刻的演变。一方面，为了提高自身的经济水平与享受更好的生活质量，众多村民选择离开土地，进城打工，乡村“空心化”、“老龄化”现象愈发严重；另一方面，受全球化和互联网发展的影响，西方国家通过电影、动漫等文化产业将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输入我国，导致乡村的价值判断与价值选择也随之发生改变；再者随着整个社会向城镇化和信息化发展，传统村落的居住空间形态、基础设施建设等已满足不了人们现实的生产生活需求。上述三个变化导致传统村落文化的复兴与再造意义更加突出。 　　（一）传统村落文化复兴与再造的内涵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重新认识到了传统村落在传承文明方面的重要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对传统村落文化进行了整体研究和个案调查。刘强（2016）和孙凯认为村落文化是由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构成的。他们与张羽（2016）认为的传统村落文化景观的保护与再造包括物质文化景观和精神文化景观两部分的观点类似，但张羽在此理论上进行了进一步的延伸，认为传统村落文化的再造首先应该尊重村落原来的文化功能，然后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功能的延续与置换。但传统村落文化又非仅仅是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简单相加。冯骥才（2013）就认为传统村落不属于过去，而属于现在，它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地，它的改善与发展直接关系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因为它规模大、内涵丰富，且又是活态的，因此它的保护与发展是一个较大的难题。秦红增和曹晗（2016）也认为随着农村生产力的提高，以及整个社会的信息化和工业化，以个体家庭为主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的传统农业，已不能满足村落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需要，新的乡村变革与转型必然会到来。在近几年的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这样的经验与教训，徐春成（2015）认为目前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主要以民居、文物性建筑的保护和旅游开发为主。但前者因为不能照顾传统村落村民的利益而无以为继，后者在短期内表面上对推动传统村落保护效果显著，但长期看却存在诸多弊端，因此他认为传统村落的保护必须服务于村民的利益，并以此作为传统村落保护工作的出发点。 　　综合学者们对传统村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