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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师跟踪高管权力和非效率投资 　　【摘 要】 文章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16年数据为样本，研究了高管权力集中度对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情况，进一步检验了分析师跟踪对高管权力引起的非效率投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分析师跟踪对过度投资行为有很好的抑制作用，但对投资不足行为抑制作用并不显著，表明分析师的市场监督作用并未完全发挥。 　　 【关键词】 分析师跟踪; 高管权力; 非效率投资 　　【中图分类号】 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18）06-0057-05 　　一、引言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不断完善，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逐渐加强，两权分离下的代理冲突愈加严重。有学者研究最优契约理论发现，对管理层激励能使管理层与股东目标趋同，降低管理层利用私有信息谋取私利、侵害股东利益的行为，进而缓解企业的代理问题。但管理层权力的集中化又会对企业决策产生关键影响。管理层对公司的控制权主要体现在公司各项目的决策权，而投资决策则是各利益相关者重点关注的项目。相较于企业正常的投资决策，市场对其非效率投资所隐含的问题更加敏感。因此，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也获得了学术界的持续关注。 　　 资本市场的完善也体现为市场方面监督的进一步强化，例如分析师、机构投资者、交易所等的监督，因其获得信息更加完整可靠，参考价值越来越高。财务分析师作为市场参与者，主要参与行为是在资本市场上搜集企业的有关信息，再通过自己的专业分析、判断，形成可供投资者参考的信息。分析师在资本市场上扮演着重要的信息中介的角色，他们提供的信息是除了上市公司公开披露的信息外最重要的信息来源[ 1 ]。分析师跟踪有利于降低信息的不确定性，通过信息传导机制传递出企业表现良好的信息，进一步能够显著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作为有效的市场监督主体，分析师的跟踪能否对企业非效率投资行为（尤其是高管权力强度增强导致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进行约束成为本文关注的重点。 　　 本文通过实证研究，以期丰富分析师对管理层集权引起的非效率投资具有治理效应。 　　 　　 二、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 　　（一）高管权??集中与非效率投资 　　 在2006年新会计准则与IFRS接轨后，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转向原则导向型，这一转变有助于提供更相关的信息，但同时管理者自由裁量权增大，便于管理者进行利润操纵（戴文涛，2017）。由于代理问题的存在，管理层不具有公司实际所有权，但是其对公司日常经营决策具有很大的自主度，尤其是以总经理、总裁、CEO为代表的高级管理人员的决策权力对企业的经营活动具有重大影响[ 2 ]。管理层在企业中权力的增强，往往基于控制权以及私人收益的考虑，更倾向于进行大规模资本运作，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 3 ]。这一倾向导致管理层对投资项目收益率的关注程度降低，会将有限资源投资于预期收益较低的项目，从而导致企业投资过度。另外，管理层对企业控制权增大，其投资失败的成本会更高，投资决策一旦失误，可能会引起各利益相关者对其能力的怀疑，损害管理层声誉，降低下属及董事会对其能力的认可度。因此出于风险规避的角度，管理层可能更倾向于维持或降低现有投资水平，导致公司投资不足。随着管理层权力强度的进一步提高，公司内部各部门间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将很难有效地对其权力进行制约，难以保证决策的理性，从而降低企业投资效率。根据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H1：高管权力集中与非效率投资正相关。 　　（二）分析师跟踪与非效率投资 　　 在我国新兴市场的特殊体制背景下，分析师作为具有专业分析能力的市场参与者，能够发挥市场的监督作用。已有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与分析师作为市场监督的一大主体，能够有效降低公司信息风险，降低企业盈余管理[ 1 ]。李春涛等[ 4 ]发现分析师跟踪数量，即分析师的外部监督能够降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对公司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本文认为分析师跟踪人数越多，企业的非效率投资行为被揭示的概率越大，而这种信息能够向投资者传递企业管理层能力较差的信号。为避免投资者对企业丧失信心，在分析师跟踪较多的情况下，管理层会约束自己的非效率投资行为。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和假设3。 　　H2：分析师跟踪与非效率投资负相关。 　　H3：分析师跟踪对高管权力集中引起的非效率投资有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我国A股上市公司2014―2016年数据为样本并进行初步处理：忽略金融类公司;剔除ST、PT类公司;剔除创业板上市公司;剔除有缺失值的公司。因非效率投资模型（模型1）需要对各变量滞后一期，因此需剔除2013年之后上市的公司，实际共计7 003个样本数据，样本涵盖2014―2016年2 334家A股上市公司。数据处理方面对文中涉及的连续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