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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政策公共性视角下公平和效率问题综述 　　现代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合作体系，政府的任何决策都会涉及相当大的群体利益，政府如何调节各个群体的利益成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必然的选择。阿瑟?奥肯认为，“公平和效率(的冲突)是最需要加以慎重权衡的社会经济问题，它在很多的社会政策领域一直困扰我们。”在做大经济蛋糕和公平进行蛋糕分配的问题上二者似乎难以很好地统一，“或是以效率为代价稍多一点平等，或是以平等为代价稍多一点效率”，出现了平等与效率的选择。而作为政府，制定公共政策的关键是平衡各种相互竞争的公共需求，因而涉及到各种竞争性需求的优先顺序。随着工作重心的发展变化，政府通常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而公平和效率在不同时期的表现也是公共政策调节的结果。对于公共政策来讲，公共政策的价值取向是其核心和灵魂，公共政策的基本取向就在于效率和公平的原则，这正是我们正确理解和执行公共政策的切入点。因而从公共政策的视角探讨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就是要揭示如何通过公共政策实现公平和效率关系的动态平衡机制。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直接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因此它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热点，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和公共政策价值选择的难点。现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不同观点综述如下。 　　 　　一、国外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主要观点 　　 　　西方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作为人类社会追求的两大目标，构成了现代经济社会的两难选择，长期以来成为经济学界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关于公平与效率之间的选择，西方学者的观点大体可以分为三种：重效率论、重公平论和公平与效率并重论。 　　1　重效率论。持重效率论观点的西方经济学家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哈耶克(F.A.Hayek)、弗里德曼(M.Friedman)等。哈耶克则着重强调了效率与形式公平。哈耶克所指的“形式公平”，是指在法律面前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哈耶克认为：遵循这两个平等原则才能保证效率。追求效率的同时必然会带来收入及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但这种不平等是合理的，并且是应当受到政府行为保护的。因此，政府的职责不是“用特殊干预行动来纠正自发过程所形成的分配状况”，而在于保护法律面前的平等以保证效率和自由。弗里德曼认为：追求效率所体现的结果不公平本身就是公平的，而“结果均等显然与自由相抵触”。在保证机会均等和权利均等的前提下，则应按照个人拥有的工具和他所生产的东西进行收入分配，该过程由于受到种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则收入分配必将带有不均等的特征，而这种不均等本身也将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 　　2　重公平论。西方学者中，主张重公平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勒纳(A.P.Lerner)、米里斯(J.A.Mirrlees)、罗尔斯(J.Rawles)、新剑桥学派的代表罗宾逊夫人(J.Robinson)等。罗尔斯认为，在考虑到收入转移的成本之后，效率与公平是相互替代的，公平是使“最穷的人的状况尽可能变好”的分配。罗尔斯坚持公平优先于效率的观点，他指出：“公平正义是优先于效率的”，效率原则从属于公平正义原则，如果能提高社会最贫穷的人的利益，即使牺牲某些效率也是应该的。英国新剑桥学派则从经济增长角度出发，认为收入分配格局是决定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即公平左右着效率；同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经济增长率越高，利润率及其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份额就越大，因而工资收入份额就越小，从而使工人的处境相对恶化，并加剧了社会不公平现象。尽管经济增长率的提高会带来工资总量的增加，但决不意味着消灭贫困，而且经济增长会使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低于社会一般水平。琼?罗宾逊指出，机会不公平和经济状况不公平的“绝对贫穷”不仅仍然存在，而且随着经济的增长正在日益扩大。新剑桥学派主张政府应在再分配领域内进行干预，琼?罗宾逊特别主张实行没收性的遗产税，以便消灭私有财产的集中，抑制食利阶层的收入增长，并把政府由此得到的财产及其收入专用于公共目标。 　　3　公平与效率并重论。持公平与效率并重论观点的学者认为，公平与效率两个政策目标同样重要，二者必须并重，关键在于如何以最小的不平等换取最大的效率，或者以最小的效率损失换取最大的平等。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凯恩斯(J.M.Kenynes)、萨缪尔森(P.A.Samuelson)、阿瑟?奥肯(A.M.Okun)。阿瑟?奥肯认为，“平等与效率双方都有价值，而且其中的一方对另一方没有绝对的优先权”。在面对二者之间的权衡问题时，奥肯坚持调和公平与效率两大价值目标的所谓“第三条道路”。奥肯同时也指出，效率与公平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凯恩斯认为放任自由的市场制度既不能实现公平，也不能获得效率。凯恩斯主张实行一系列国家干预政策来解决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公问题，加强对富人直接税的征收，并且消灭食利阶层。他认为通过国家干预政策不仅可以增进社会财富和收入分配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