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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投票和民主参和研究 　　摘 要： 无论是政治思考还是政治实践，人们对公民投票都存有某种程度的迷思，但公民投票也有着潜在的多数暴政的危险。从亚里士多德在政体分类中拣选出民主政体的第五变种，认为这种以多数意志为依归的变态政体会压迫居于少数地位的高尚公民，到联邦党人殚精竭虑地设计出双重的政府结构以帮助消除党争对于美国的危害，再到“多数的暴政”这一说法不足以承载托克维尔对于未来人类状况的担忧，都可以作为怀疑和不信任公民投票的理据。在现代民主政府已经普遍在国家权力中嵌入人民的权力的情形下，公民投票的基本用意，亦即让更多公民参与到公共事务的决定中来，不应遭到太多的扭曲。 　　关键词： 公民投票； 多数的暴政； 民主； 自由； 公民身份 　　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13411/j.cnki.sxsx.2017.03.018 　　毫不夸张地说，投票是今日世界的个人和社??群体生活中的一种经常性和周期性的活动。现今意义上的公民投票往往指涉的是一种关乎最重大决定的决策机制。对于这样一种机制，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其背后的理据都源远流长。笔者集中考察对公民投票的一个由来已久的深刻质疑，亦即公民投票有着潜在的多数暴政的危险。鉴于这方面的研究已浩如烟海，笔者不能面面俱到，因此主要围绕着亚里士多德、联邦党人以及托克维尔的相关观点展开论述，以期帮助厘清公民投票与多数的暴政这二者之间的关联。 　　一、公民投票的迷思 　　不论是政治思考抑或是政治实践，人们对公民投票都存有某种程度的迷思。从权利的角度来思考公民投票则是当今社会一种非常普遍的做法。由于公民可以通过这种一人一票、每票等值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偏好，因此它内在地包含了人人平等的民主理想。但是，正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多塞所说的那样：“在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法律概念中，就不存在个人权利的概念；这种说法也同样适用于犹太、中国及所有其他存在过的古代文明。这种理想的主导地位，即使在西方的近代史中，也是一个例外而不是通则……这样一种自由观念尽管有其宗教的根源，但其获得发展决不早于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1]197换言之，“权利”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人权政治在西方，特别是欧洲，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期的演变才发展至今。 　　同时，回顾历史，我们还可以看到，投票成为一种政治选择的主要机制，是在欧洲民族国家成立以后的事。每个民族国家的成员接受了共通的宗教和语言背景的塑造，这种机制才随着民主思潮取代君权神授之说而兴起。投票根本不是用来行使自决用的，而是用来争好处的。它一开始是贵族向君王争，后来是资产阶级向贵族争，然后是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争，所争者莫不出于税收、利润、福利等物质利益。 　　另外，所谓公民投票，自然也就是只有本国或本地区公民才可参与的投票。公民投票之所以可能，就在于公民身份的认定。所以，即使公民投票的标的无关乎主权，都不可避免地是在宣告主权。而公民投票排外的道理也即在这里。但哪些人可以具有这种资格？或者说哪些人可以被称作为“公民”？该资格又是如何界定的？仅凭权利的主张就足够吗？ 　　还有，公民投票本身作为一种偏好汇集法，由于它计算偏好强度的机制较少，因此它似乎代表一个比其他代议民主形式更“僵化的”多数主义形式。这样一来，在对社会不同团体有极不对称影响的议题，以及某些公民团体之重要利益濒临危险的议题上，通常不适合以公民投票做决策。在本质上，公民投票是一种多数决定的政治机制。再加之“对公民投票和其他形式‘直接民主’的规范性探讨，典型地以公民主权及‘民意’两个概念作开端。”[2]6是故，有现代批评者强调，公民投票对少数群体有着潜在的多数暴政的危险。[3]60但实际上，这是对公民投票的惯常看法和由来已久的怀疑和不信任。 　　二、“多数的暴政”：亚里士多德、联邦党人、托克维尔 　　“多数的暴政”是一个经典话题。应该说，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是为后世的人们奠定这一论题之基本思路的人。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多数的暴政出现在他的政体分类学说里面。 　　在亚氏看来，城邦的作用及其终极目的是过上“优良生活”。不同的政体?碛邢喽杂Φ牟煌?品性的公民。“在一个理想政体中，他们就应该是以道德优良的生活为宗旨而既能治理又乐于受治的人们。”[4]154为了实现这样一种目标，城邦的最高治权应该由谁来掌握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寄托于‘群众’或‘富户’或‘高尚人士’或‘全邦最好的一人’或‘僭主’”，[4]141这样，“以多数为政体的要素（特征）”，[4]184再加上根据他或他们是否以“城邦整个利益以及全体公民的共同善业”为统治依据，政体有正常和变态之分。好的统治者为所有人谋利益，如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以及共和政体；变态政体中的统治者则是为了他或他们自己牟取私利，如僭主政体、寡头政体，以及平民政体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