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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旅游和村落卫生研究 　　摘　要：以贵州省贵阳市郊区和黔东南州的6处发展阶段和模式各异的旅游村落为考察对象，运用问卷法、访谈法并辅助观察法收集资料。先对发展旅游对村庄公共卫生与个人卫生行为、观念的改变进行详细的描述和解释，再从文明化的视角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现代卫生体系的建立是基于政府的强制规划与村民的利益契合，新的人际依赖是卫生行为和观念改变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乡村旅游；　村落卫生；　个人卫生；　文明化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21X（2012）03-0103-06 　　“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描绘了乌托邦式的乡村，把美景勾勒得令人神往。而另一方面“华式房屋光线与通风均不合法，暑热熏蒸，蚊蝇群集，最易致病……复喜食恶劣之瓜果，生冷之蔬菜，不煮之饮料，晚间席地而卧，露腹睡眠，锅灶与吃饭器具肮脏”[1]。对比之下不难发现，陶渊明和Rogaski　Ruth对我国乡村环境的描述存在着云泥之别。事实上，根据普遍的调查与农村生活经验，就我国目前的大部分中西部农村而言，Rogaski　Ruth所言无虚。无论古代还是当下农村，公共卫生和个人卫生的建设与完善都不尽如人意。只不过在传统时代，农村有强大的自净能力，居民有不同于现代的卫生观念和实践，以至于这些问题并未凸显出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农村经济发展和消费的日益丰富，使得农村地区出现了垃圾围路、围河、污水随意排放的尴尬局面。此外，在工农产品“剪刀差”中受损的农村再次成为了城镇垃圾“反哺”的接受者，生活垃圾、工业建筑垃圾、医疗废弃物被转送乡下，造成二次污染。全国不少农村地区卫生状况极度令人堪忧，个人卫生也急需改善。 　　相形之下，那些发展旅游的乡村则在这些方面表现不俗。他们基本建立了类似城市的现代卫生体系，包括公厕系统、下水道网络、自来水管网，而个人卫生方面则也更加讲究。这种现代的卫生体系与乡村旅游需要传统生态有机融合，给予游客一种惬意的感受。本文基于贵州省黔东南州6处发展少数民族村寨旅游的地点调研，以1　087份有效回收的问卷和143例个案访谈所获得的资料为素材，对以此六地为代表的旅游村落的公共卫生设施与私人卫生观念、行为的生成进行研究，力求揭示出旅游村落的巨大变化以及引发这些变化的原因。 　　一、村落卫生的概念界定 　　作为近代概念的公共卫生，其立足点在于国家卫生行政，即国家权力逐步介入公共卫生领域，成为担当公共卫生事务、服务公众健康的主导力量。然而，实行国家卫生行政并不等于公共卫生事业不再需要社会力量的支持和推动，相反，社会力量的作用恰好能够弥补公共卫生行政的不足。有研究者即指出，“进入民国以后，随着国家卫生‘制度化’进程的不断加深，国家在救疗防治疫病方面的作用明显加强。但民间社会力量无论在临事性应对还是日常救疗方面仍发挥着重要作用”[2]。公共卫生是环境卫生的重要组成部分，后者通常指居民区生活居住、工作、学习的环境和条件，往往分类为大气卫生、水体卫生、饮用水卫生、土壤卫生、住宅与公共场所卫生等方面。环境卫生水平是衡量一个社区文明程度的重要指标，其好坏不仅关系到社区居民及外来游客的身心健康，同时也是乡村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个人卫生与公共卫生的相辅相成是村落卫生得以良性发展的根本前提。个人卫生指的是为了维持健康的生活状态，而要在用脑、用眼、起居、运动、环境、心理、性、营养和饮食等方面保持良好的状态。这个概念指向两个层次，即个人卫生的行为与指导这种行为的观念。在本次调查过程中，笔者将个人卫生操作化为“衣服换洗”“洗头理发”“刷牙洗脸”“饭前便后洗手”“洗澡频率与方式”“随地吐痰”等具体指标。无论公共卫生还是个人卫生，都将对社会人的行为与观念产生重要影响，而人们把自己周围人的行为往是否有利于干净整洁、是否有利于健康方面评判的过程及其形成的话语，便是“卫生化”过程的具体呈现，这与米德（G.H　Mead）所提出的“概化的他人”的意识建构呈相反的路径。 　　现代意义上公私卫生观念和行为的生成是很晚近的事情，与传统社会那些观念和行为相比较，这是个断裂变化的过程。笔者认为，乡村地区的公私卫生基础设施建设、卫生观念和行为的改变，并不全然属于现代化的强制植入进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基于村民理性的自发，并且这种改变有一种基于“面子”和利益心态逐步内化的过程。以乡村旅游为例，这种新事物的勃兴成为了引致自发变迁的重要因素，此类变迁带有明显的文明化过程，而公共卫生设施的建造、文明行为和观念的形成则是在卫生化话语的影照下进行的。 　　二、乡村旅游的开发与社区卫生治理 　　（一）少数民族村寨旅游与变迁略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东部地区由于便利的交通和区位优势，在经济建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