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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生态和环境之辩1 　　 在我国生态美学建设的过程中需要回顾很多问题，其中对于“生态”与“环境”之辩的回顾非常重要，因为这关系到生态美学研究的本体问题，而且主要是中西之间的对话问题，至今仍在进行，意义重大。 　　 首先是在2006年的成都国际美学会议上，当我就生态美学问题发言后，国际学者集中询问我的问题，就是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我当时作了初步回答。2009年本人在山东大学召开的国际生态美学会议上，专门就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问题作了专题发言。由此，生态与环境之辩引起国际美学界的一定关注。山大美学会的参加者、美国著名环境美学家伯林特于2012年在他的新著《超越艺术的美学》中指出，相对于环境美学这个术语，中国学者更加偏爱生态美学的原因是：在生态美学语境中，“生态”这个词不再局限于一个特别的生物学理论，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融合的一般原则。[1]（P140）显然，伯林特表现出一种理解的态度。山大美学会的另一位参加者、加拿大著名环境美学家卡尔松则在为本期专栏所写文章中，特别就中国学者关注的“生态”与“环境”的关系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卡尔松教授仍然坚持他的惯有的科学认知主义的审美立场。在这里需要特别提到的是，美国著名生态批评理论家布伊尔在他的生态批评三部曲之一的《环境批评的未来》一书中认为，“生态批评”是一种知识浅薄的卡通形象，已经不再适合，必须以“环境批评”代之。[2]（P9） 　　 “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本来都是生态文明时代的崭新美学形态，两者是非常重要的同盟军，而中国生态美学的发展又受到西方环境美学与环境批评的诸多滋养，涉及的许多学者都是我们尊敬的专家，但就某种学术问题辨明是非，坦诚地发表我们的看法则是完全应该的。 　　 一、从词源学的角度看西文“生态学”（ecology）与“环境”（environment）的根本区别 　　 众所周知，一定的词语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其内涵具有特定的时代特性。“生态”由于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亲和性关系，是一个关系性概念，没有包含实体性内容，所以只有构词成分“eco”表示“生态”而没有名词形态的“生态”。我们看到的英语词汇中第一次出现的是“生态学”（ecology）。“生态学”一词是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创立的。他在1866年出版的《普通生物形态学》一书中提出，生态学是一种旨在描述有机体与其所存在环境之关系的整体科学。这种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它是人们对工业革命时代工具理性与形而上学统治的一种反思与超越。首先是对二分对立思维模式与“一元论”哲学观的超越。海克尔在后来谈到他提出“生态学”一词的背景时提到，当时他受到达尔文进化论著作与一元论哲学思想的启发，认为自己是提供一种将生命有机综合起来的方法路径。其次是对见物不见人的科学哲学思维的超越，对具有后现代人文特性的“生存”、“栖居”观念的引进。海克尔提出“生态学”概念时，即对“ecology”一词的构成进行了词语学的阐释：该词前半部分“eco”来自希腊语“oikos”，表示“房子”或者“栖居”;后半部分“logy”来自“logos”，表示“知识”或“科学”。这样，从词面上说，“生态学”就成为有关人类美好栖居的学问，将人的生存问题带入自然科学。这是对见物不见人的工具理性进行突破。再就是对“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二分对立思维的突破与“自然家族”概念的提出。传统工具理性思维是一种僵化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的二分对立思维，而海克尔在提出“生态学”时引进了“自然家族”这一重要概念，从而使得“联系性”、“相关性”进入自然科学领域，意义重大。其四是呈现了“生态学”这一自然科学概念向人文学科发展的重要态势。海克尔在提出“生态学”概念之初就已经明确指出，生态学关涉自然经济学的全部知识，这里已经必然地包含了人类的经济活动，而“生态学”词义中的“栖居”本身就是人类的生存。因此，“生态学”由自然科学发展到人文学科就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诚如马里兰大学罗伯特?考斯坦萨曾经表达的那样：无论对生态学的界定如何演变，作为地球上占主导地位的动物――人类及其与环境的关系，显然一直被囊括在生态学的视野范围之内。这样的观念预示着生态哲学、生态伦理学与生态文明的必然产生。 　　 关于“环境”（environment）一词，有环绕、周围、围绕物、四周、外界之义，其来源于动词“envion”，“环绕”之义，源于中世纪，作为名词于19世纪前30年被引进《牛津英语辞典》，原指文化环境，后来经常指物理环境，可以指某一个人、某一物种、某一社会，或普遍生命形式的周边等。在这里，“环境”是一个与人相对的实体性概念，因而具有人类中心主义的内涵。因此，不能将“环境”与“生态”两个词相混淆。 　　 我国三位相关专业的院士指出：“‘生态’是与生物有关的各种相互关系的总和，不是一个客体，而环境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