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与政策选择-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网站.PDF

内需可持续增长的结构基础与政策选择 内容摘要：中国经济结构面临的两重压力已经使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问题 步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一方面，自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宣告了世界经济将 步入结构大调整时期，这意味着以超前消费、高贸易赤字与金融创新为主导的美 国模式，以高投资、高出口、低消费与高储蓄为主导的中国模式，以高福利为内 涵的欧洲模式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性的结构大调整不仅将导致中国外 需的持续下滑，更为重要的它将通过对国际分工模式、国际利益分配方式、资本 格局以及贸易格局的冲击，使中国面临速度、结构与模式的多重冲击；另一方面， 中国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累积了大量内生性的矛盾、冲突和结构性问题，利益 结构的固化与深层次改革的延缓使大量经济转型的措施落空，中国经济依然沿着 “高投资、低消费、高储蓄”的路径前行，结构缓冲的空间大幅度收窄，宏观经 济波动的脆弱性与日俱增，防止经济大起大落的政策空间逐渐缩小。这种内外夹 击的双重压力不仅决定了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具有双重性，同时也决定了全面启 动以消费为主体的内需扩展已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中国内需的扩展不仅是一个 “内需弥补外需回落”的总量问题，它还涉及 到内需结构调整的问题，“稳投资”与 “扩消费”的战略定位组合是当前宏观经 济短期与动态平衡的唯一契合点。 从总需求结构的表象来看，为了扭转投资和出口占比过高、家庭消费需求占 比过低的失衡状况，需要用家庭消费需求替代外需和内需中的投资需求。然而， 在给定的结构和制度特征下，这两种替代过程都是难以完成的。因为消费增长 面临收入与供给的双重制约，收入和供给的调整都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短 期内，过度依赖消费增长，而简单地大幅度减少投资很可能加剧中国经济的波 动。 尽管改革收入分配制度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但在既有增长模式下，收入 分配制度是总体政治经济利益格局的表现之一，它决定于现有的生产方式和政 治权力格局，因此如果不通过改革打破权力格局和利益关系，收入分配结构就 难以调整，这也是很多收入分配改革被沦为空话的核心原因之一。这需要政府 超越传统的改革模式，要从根本上认识到传统增长模式的困境不仅预示着增长 模式调整的必要性，更预示着调整改革路径和模式的必要性。原有改革路径下 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对于进一步改革施加越来越大的阻力。超越“前期改革既 得利益集团”需要中央政府有自我改革的勇气和超然的国家利益和政治诉求。 鉴于此，我们认为： 第一，不能就改革谈改革，改革的重点不是重新界定收入分配结构，而 是重新界定政府权力与市场权力。通过政府自身改革，打破政府、企业和家 庭之间的传统利益分配格局，使得政府角色从“与民争利”转变为“为民创 利” 第二，不能就分配谈分配，分配关系的调整不仅在于权力关系的调整， 同时也在于生产方式的调整。因此政府一方面应当通过现有权力体系的大调 整来实现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应当重视中国的发展阶段，建立 起与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分配模式，市场力量也是调整分配关系的核心力量之 一。 第三，防止一些理想主义的激进做法。中国的发展阶段决定了短期内消 费占比不能模仿“美国”，警惕福利刚性加重中国经济前行的负担。 第四，要尊重经济发展的自然演进规律与民间智慧，防止政府过度干预 经济对经济增长内生能力的扼杀。 第五，“稳投资”与“扩消费”的组合是内需可持续发展的结构基础， 不能简单化。 第一部分 总需求结构失衡与我国宏观经济的动态脆弱性 1、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消费占比大幅度 下降，投资占比大幅度上升，这构成了我们所界定的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在时 间节点上，我国总需求结构失衡状况的加速发展主要发生在1988年至1994年以 及2000年以后，这刚好对应着我国改革开放加速推进和增长战略发生重大调整 的两个阶段。在横向国际比较中，我国家庭消费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发达经济 体和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我国总需求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最终消费占比 大幅度下降，投资占比大幅上升。1980年至2010年，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下降 了18个百分点，从65.5%降至47.4%；资本形成占比上升了近14个百分点，从 34.8%升至4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