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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十九首和汉魏诗歌研究 　　[主持人语]《古诗十九首》最早收录在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中，编者因不知道这组诗的作者，就笼统地管它们叫做“古诗十九首”。尽管作者不详，但是其惊人的艺术成就却令后人由衷赞叹。钟嵘《诗品》即把这组诗列入篇首，认为其“文温而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一字千金”。 　　比较麻烦的问题是这组诗的创作年代。钟嵘《诗品》上卷谈到古诗时说：“陆机所拟十四首”、“其外‘去者日已疏’四十五首”云云，说明钟嵘所见古诗共有59首，但是不知作者，更不知年代，所以他感慨说：“人代冥灭，而清音独远，悲夫!”后来徐陵编《玉台新咏》时又收录了其中的9首，并题名为枚乘。《文心雕龙》说到这组诗时，也用种不确定的语气推测道：“其‘孤竹’一篇，则傅毅之辞乎?比采而推，两汉之作乎?”据此，隋树森《古诗十九首集释》认为这组诗出于两汉无名氏之手。不过，唐代李善注解《古诗十九首》时说：“并云古诗，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辞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昭明以失其姓氏，故编在李陵之上”。可见在唐代以前，已有学者认为这组诗不大可能出于西汉。由于其中较多触及汉讳，“辞兼东都”，以及诗中还写到企慕神仙、及时行乐思想，再加上从现存诗歌来看，五言直至东汉班固始见，而班诗“质木无文”，与《古诗十九首》之宛转流丽全然不同，故多数学者认为这组诗成于东汉。甚至，钟嵘称引“旧疑”，以为是建安时曹植、王粲所作。 　　这里刊布的两篇论文，欧明俊先生对百年来《古诗十九首》的研究进行了总的回顾与检讨，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而木斋先生的论文，即以南北朝时期的“旧疑”作为立论的基始，考订古诗十九首中部分诗作为曹植所做。为此，木斋广泛收集资料，结合史实，循环论证，给人启发。当然，他的结论尚可推敲，其论证方法也有可议之处，但是这种勇于探索的精神还是值得肯定的。 　　 　　《古诗十九首》百年研究之总检讨 　　欧明俊 　　 　　[摘要]《古诗十九首》，是近百年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许多问题如作者、作年、主题、文学史地位等，至今还没有“定论”，有必要系统梳理和检讨。东汉末年下层文人所作，梁启超以来，成为通行的主流观点，木斋教授则认为是建安时上层文人所作，这一“颠覆”性观点，值得学界重视并积极回应。“十九首”是原创还是拟作?是“代言”还是写实?是不是组诗?是单一主题还是多元主题?文学史地位究竟如何?仍需继续探讨，还应检讨“循环论证”等方法。 　　[关键词]古诗十九首；“东汉末年说”；“建安说”；循环论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09)04-0018-07 　　 　　《古诗十九首》，是近百年研究的“热门话题”，其中许多问题如作者、作年、主题、文学史地位等，至今还没有“定论”，研究牵涉到不少深层次的学术问题。刘则呜《(古诗十九首)研究百年综述》(《集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2期)、张幼良《20世纪(古诗十九首)研究述评》(《贵州文史丛刊》2003年第4期)、吴金香《写作年代研究综述》(《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第4期)、李祥伟《研究述论》(《广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赵敏俐《20世纪汉代诗歌研究综述》(《文学遗产》2002年第1期)等，分别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回顾和评述，笔者拜读后深受启发，但觉意犹未尽。因此，本文在诸家研究的基础上，对《古诗十九首》近百年研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检讨。 　　 　　(一) 　　《古诗十九首》(以下简称“十九首”)近百年来研究，有两次高潮。20世纪20-40年代，兴起了“十九首”讨论热，梁启超、徐中舒、罗根泽、俞平伯、胡怀琛、隋树森、逯钦立、朱自清、陆侃如、金克木等学术大家，皆著文参与了讨论，主要对作者、作年、作地、主题等问题，相互驳难，取得丰硕成果。20世纪80年代至今，“十九首”研究又成“热点”，成绩斐然，令人欣喜。 　　“十九首”的作者、作年问题，学者讨论最集中、最热烈。通行的是“东汉末年”说。最早，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认为《冉冉孤生竹》一首为傅毅之辞。唐代，注《文选》的李善，推测“十九首”中有作于东汉的，他说：“盖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诗云，‘驱车上东门’，又云：‘游戏宛与洛’，此则词兼东都，非尽是乘，明矣。”释皎然《诗式》认为《冉冉孤生竹》、《青青河畔草》两首为傅毅、蔡邕所作。他说：“《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盖东汉之文体。”认为皆东汉之作，历代不少学者承其说。现代，梁启超、罗根泽、俞平伯、逯钦立、朱自清、陆侃如、马茂元、叶嘉莹等，皆进一步论定“十九首”全部作于东汉末。梁启超认为“十九首”虽不是一个人所作，“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