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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绝境中思考法律和正义 　　[摘要]德里达后期的思想明显转向更具现实性的政治学、法学、伦理学以及神学，他在法学方面不多的发言，却构成了后现代法学的理论基石。特别是他的《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在法学、政治学和文学研究领域都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其内容涉及法律、正义、暴力、权威及其神秘性等多方面，德里达要通过他的解构揭示出这些关系项之间的复杂连接方式。德里达讨论了法律与语言、正义和暴力的关系，揭示出法律与正义构成的悖论式的解构关系。在德里达看来，法律是可解构的，而正义不可解构，正是正义之不可解构使解构成为可能。说到底，正义是一种不可能的经验，但没有这种不可能的经验，我们就不能等待正义的到来。与大多数人对解构的成见不同，德里达呼唤解构对责任的提升，在后现代时代，解构在绝境中思考，因而也承担这个时代的思想建构责任。 　　[关键词]法律；正义；暴力；解构；不可能性；绝境 　　 　　德里达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文学与法的关系作了多次探讨，这些探讨如此诡异奥妙，引起了不同领域的人们的浓厚兴趣。德里达本人肯定也因此受到鼓舞，他更加深人地进行到法律、政治和宗教等领域。事实上，在这些领域边界的拓展中，德里达始终保存着他早年就在关心的主题、他的一贯思考的核心――那就是力量与暴力问题。这个问题过去深沉地隐蔽在语言学的内部，为其他更具符号学特征的术语所覆盖，而并不显山露水。只要看看他早期的那些论文。例如，最早对罗塞特的结构主义诗学进行解构的论文《力量与意谓》(Forceand Signiication)，对列维纳斯读解的论文《暴力与形而上学》(Violence and Metaphysics)，以及《签名、事件和语境》(Signature，Event，Context)等，都涉及到力量、暴力与法律等主题。显然，德里达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谈论的主题经常围绕力量与暴力、力量与法律、暴力与权威以及由此所显现出的“绝境”主题展开。他的思考更具有现实性，也更具有政治性，他试图重新思考力量、暴力与语言、法律以及理论的政治性之间的联系。有必要强调的是，这些联系的内在关节点依然是通过语言修辞来表现的，但其修辞性激发出不再是符号学(或文字学)层面上的哲学玄思，而是理论的政治性和现实社会及其经验层面上的哲学反思。即使在这一时期，德里达对他的理论可能包含的政治意图也依然相当矛盾。正如南希?弗朗塞在《法国的德里达：政治化的解构或解构政治?》中指出的那样：“德里达避免任何直接的沉迷于政治问题，并且在他的著作中抵制明晰的、直接的政治化。然而另一方面，他几乎是与此同时声称他的实践是政治的，而且哲学行为在总体上是一种政治实践。”这种状况已经成为现代一种无可摆脱的真实性，政治成为任何实践的一种视野，任何行为都有必要铭刻在政治的主导性之内，预示着政治体制和由此产生政治的效果。但政治无处不在的“自明性”(self-evidence)也使它很难给政治以确切的意义。而这一点，或许也是德里达难以避免的，一方面，他既不愿意直接处理那些政治主题，始终要把他的处理保持在哲学层面上，并且依然是以文本解读的方式来展开；另一方面，他又总是触及到当今社会现实的政治性，试图去解开那些隐含在当今政治困境中的深层问题，这一点突出反映在他的那篇影响卓著的论文《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上。本文试图通过对这篇论文的读解，来看德里达对法律、宗教和政治主题的处理，由此再引向德里达后期更具广延性的“绝境”主题。 　　 　　一、法律、正义与语言暴力 　　 　　德里达的《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内容涉及法律、正义、暴力、权威及其神秘性等诸多方面，德里达要通过他的解构揭示出这些关系项之间的复杂连接方式。被收录在《宗教的行动》(Actsof Religion)一书中的《法律的力量》是最完全的版本，它由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对正义的权力：从法律到正义》出自德里达在卡多佐学院的讲演。德里达1989年10月在美国卡多佐法学院举行的圆桌会议上做了题为《解构与正义的可能性》的讲座；第二部分《本雅明的第一个名字》(FirstName of B enjamin)最早是德里达1990年4月26日在美国加利福尼亚洛杉矶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的报告，当时论文用的题目是：《纳粹与“最后的决断”：表现的有限性的探寻》，收进《宗教的行动》时做了略微修动。这两部分显然是德里达连续性的思考，从行文来看，前一部分开篇不久就声称要对本雅明的《暴力的批评》进行阐释，但在其具体论述展开中，并未过多深入阐述本雅明的这篇文章。直到第二部分才对本雅明进行了更多的分析。可能也是因为关于本雅明的话题贯穿始终，所以德里达把两次讲座的内容合成一篇，都列在《法律的力量》名下。正如德里达其他文章经常表现的那样，他谈的是本雅明，但说的是自己海阔天空式的想法。实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