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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两权分离度与公司运行特点 　　摘要：本文以2006-2009年我国农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终极控制人性质与两权分离度与上市公司运行特点的关系。研究发现，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相对于非国有控制上市公司，相对费用项目偏高，我国农业上市公司的日常运行行为习惯与其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很大关系，但对两权分离度的敏感程度一般。其中具体的原因和影响,其“浪费”与“掏空”之间的关系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关键词：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度公司运行特点 　　 　　一、引言 　　对控股股东行为，尤其是“掏空”行为的大量研究是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关注，Johnson等、Claessens等、李增泉等、罗党论等、徐菁等国内外学者分别从不同角度探讨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形式与影响。1999年，La Porta等提出了“终极控制权”的概念，把终极控制人对控股股东行为的影响拉入到人们思考的范围内。La Porta、Claessons、Faccio和Lang通过研究，发现终极控制人大多通过金字塔股权结构方式以较小的所有权获得较大的控制权，从而实现两权分离，进而为可能存在的“掏空”行为创造条件。 　　国内外现有的研究文献中对控股股东，即管理层行为的研究大多选择公司价值、公司绩效来间接体现管理层行为的影响。然而，这些指标普遍不能较好的反映公司日常管理行为的效果或效率。考虑到中国农业上市公司这个群体，成本收益率并不完全是管理层行为的结果，国家政策倾向，政府补贴，地域差异，细分市场划分等等都将影响公司绩效和价值。不能衡量出其中管理层行为的影响。 　　更好的衡量管理层行为的效率和特点是本文关注的焦点。本文通过公司内部运行效率来衡量管理层行为。内部运行效率是公司日常运行时的非生产性消耗与生产性消耗的比率，它反映了公司为了实现一个单位的生产产出，需要投入的非生产性消耗。公司存在的目的就是实现生产，如果一个公司能用更少的非生产性消耗实现生产产出，就意味着这个公司拥有更高的运行效率，尽管它可能并不一定拥有更高的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而后两者并不是本文的研究对象。在公司的非生产性消耗中，有的是与管理层行为相关性很大的，比如管理人员公款消费支出，有的则不是，比如各项税款税率，并不能被公司管理层左右。为了使文中的公司内部运行效率能更准确的衡量管理层行为，文章将重点考察与管理层行为相关性大的非生产性消耗。本文从公司内部运行的角度出发探讨终极控制人及两权分离度对控股股东行为的影响，以期为以后有关中小投资者保护以及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掏空”的形式方面的研究做好准备。 　　二、理论分析 　　传统的公司代理问题研究认为两权分离造成了投资人与委托人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提高了公司的代理成本。实际上我国国有上市公司并不存在这一问题。叶勇等的研究表明，我国国有控制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仅为0.941，两权分离的程度仅为5.9%，个人或家族控制的上市公司两权分离度达到了0.673。控制权与所有权的高度统一保证了上市公司与其终极控制人之间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国有企业拥有天然的“政治优势”，可以在各种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施加影响，也能相对容易的运用各种政策获得银行贷款，政府补贴等好处，没有必要通过资产转移、关联交易等行为“掏空”上市公司，为己牟利。并且，我国国有农业上市公司相对于非国有公司，其对市场的把握更加便捷，治理结构完善，功能结构更加完备。 　　国内外大量对两权分离度的研究表明，两权分离度对公司绩效、公司价值以及外部资本市场的反应有显著影响。学者宋玉发现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行为对两权分离度的敏感度非常显著。分离度越小的公司普遍更被投资者看好。公司价值都是公司内部运行的结果，外部市场最终也是对内部管理的反应，因此，两权分离度可以认为是以内部运行的行为为途径向外界市场传递信息。且两权分离的程度小就意味着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利益的一致，控制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高效管理运行公司的意愿也会更强烈。不管公司盈利能力和生产效率如何，管理者都会试图把公司运行成本控制在最小。 　　三、实证研究 　　为了考察我国农业上市公司其终极控制人性质和两权分离度对公司运行特点的影响，本文选择了2006-2009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农业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剔除ST、SST两类公司后，最终得到了42家公司130份样本资料。文中用到的终极控制人控制权、所有权、两权分离度数据均由各公司年报中实际控制人控制关系方框图中披露的数据计算得出。文中用到的各项财务指标来自于上交所，深交所网站的空开数据。 　　其中，在费用方面我们考察了公司的管理费用和销售费用。之所以选择者两种费用衡量公司运行是因为本文试图在排除公司盈利能力的影响下，通过考察公司各项财务指标中与管理者行为相关的非生产性消耗与生产性消耗的关系来衡量公司的内